但从视觉上看，灰黑色的“金砖”无论烧制得怎样平整光滑，仍有室外的感觉。加上宫内多数殿宇，室内外的檐柱、金柱、斗拱、额枋、门扇，不仅样式，就连油漆颜色、彩绘图案也完全一致，给人的联想，设计者显然是在刻意追求外在的等级礼制，较少关注居室本身的使用功能。欧洲的镶木地板据说是在马赛克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马赛克最初采用天然石料拼制，这和中国传统建筑材料不是一个路数。无论马赛克，还是硬木拼花地板，甚至欧洲人后来广泛选用的釉面地砖，我们的古人一概都不采用。他们独爱金砖墁地，因此室内缺乏温馨的气氛。中国古建筑很少将石料用于室内装潢。宫廷中没有华丽绚烂的石柱石龛石壁炉，云南大理出产的大理石，只被选来用作硬木家具的椅背镶嵌。——我揣想，中国人不是不喜欢色彩美丽的石头，而是缺乏这类石料。通常我们只看到北京西郊房山盛产的汉白玉，被大量使用于宫廷庙宇的基座、牌楼和装饰性的桥梁；而欧洲宫廷和贵胄豪宅中普遍采用的大花绿、爵士白、紫罗红、老米黄，似乎仅产于欧洲非洲，直到现在我们还得依赖进口。

    50年代北京造十大建筑时，讲求自力更生，连人民大会堂都不曾使用考究的进口石料，这是老天爷对中国人的不公。我们的先人，只能把对石头的浓浓兴趣转移到更加精致纤巧的方向：他们玩鸡血、玩田黄、玩翡翠，做成插屏、做成印玺、做成翎管、做成挂件，这是欧洲人不玩也不会玩的。高等级的室内装潢缺少刚中带柔的云石点缀，显然就不够华丽舒适。没有软体家具似乎是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又一个特点。老派的中国人讲究“坐如钟,卧如弓”，所有的家具线条都是平直硬朗的。上海博物馆陈列着瓷枕头，有人说凉爽，我劝他不妨回家试试用板砖垫着脑袋，一定难以入眠。

    究其原因，可能同中国人当时不能制造弹簧有关——我不知道欧洲人何时发明弹簧，却知道没有轮就没有车，没有螺栓就没有金属材料的紧固与可拆卸，没有齿轮就没有钟表，没有火药就没有枪炮，没有罗盘就没有大航海时代的到来。科技上的发明，有的看来微不足道，却能使生活方式发生极大的变化。没有弹簧，自然没有沙发，即便在椅上炕上安置了明黄缎子缝制的垫子（不知里面的填充物是丝绵、棕麻还是棉絮），仍旧缺乏弹性，改变不了硬木家具的刚性格调。此外，今天的故宫陈设里，没有柔软的从天花板上一直垂落下来的丝绸帷幔和窗帘（一些房间隔断和床架前有刺绣的帘子），居室里很少见到厚实的毛茸茸的地毯（主要殿堂的皇帝宝座前有小幅脏兮兮的地毯）。

    丝绸制作的帷幔本是中国的国粹，我们在古装戏中常常看到。欧阳修词云：“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写的就是这种感觉。地毯则是从西亚到蒙古早就普遍流行的装饰物，不知故宫里原来曾有现在没放，还是当初就没有？反正缺乏这些织物，房间里就缺乏温馨的气氛，加上大多数殿宇外面都有宽阔前廊影响光照，殿堂内也很少考虑光线的运用，因此房间里就越发显得阴冷昏暗。所以我想，倘若从前确有织物饰品，故宫的陈列部门应当用复制品把它装点起来，使得后人能够真正了解那个时代宫廷生活的全貌；而如果确

    实没有的话，我们只能对列位皇帝爷的亡灵说，原来你们的奢侈生活，在同时代能够达到的水准上看，还是有许多不足的。上述推测是建立在与欧洲宫廷建筑的比较上的，有人可能不同意我的这种比较的角度。然而在实际上，明清时代紫禁城乃至北京城的修筑，本身同欧洲许多重要城市的兴起是同步的。中国皇室通过传教士得悉欧洲建筑的最新成果，但他们基本没有采纳这些成果。

    这一方面显示出皇室固步自封的保守心理，另一方面也表明宫廷建筑需要附会传统礼教的程式，来体现统治者的法统和威严，在这种时候，舒适性往往被忽略和放弃。问题的实质在于，现代社会是以西方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趣为基调的，而西方建筑及装饰中体现的功能性和舒适性，在破除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后，不仅易为平民百姓，而且更为皇室贵族所接受，并成为现代建筑装饰的主流;而纯粹中国风格，反倒成为偶然为之的一种点缀。因此我以为，用现代眼光检讨古人生活方式上的缺陷是有意义的。当然，我不用当时人无法达到的水准去评说，我不提出紫禁城里缺乏自来水、电灯和抽水马桶。我也相信明清宫廷建筑布局在设计时是有自己明确的价值取向的，这方面的研究亟待深化。

    四

    岁月的交替，常使我们很快就忘记从前的生活细节，仅靠老建筑本身是远远无法满足对具体生活场景的追思与怀想。而生活方式包括无数琐碎的细节，无论穷人富人，均是如此。用洋胰子代替皂角洗涤究竟是在哪个年代，恐怕许多上海人已经记不清了。可他们是否还记得取代“工农肥皂”洗头的第一代洗发水护发素，品牌叫做“蜂花”？是否还记得就在前几年西装取代中山装的过程里，本地各级党政干部们，曾有过一段穿着藏青色“涤盖棉”茄克衫处理政务，参加重要会议，走亲访友乃至出席婚丧活动的时期？我的中学同学尔冬强（就是上海绍兴路上“汉源书店”的主人）喜欢收集各式各样的旧物件。我在他的藏品中看到过一大堆竹筹子，不仅有小时候常常用过的泡老虎灶热水的、洗澡的、吃小馄饨和油条的筹子，还有妓院里嫖窑姐用的筹子，这样的实物在书中是不见记载的。

    北京后海的醇王府是宣统帝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的旧宅，当年的住宅和花园都保存完好，但没有从前的家具和陈设，使我们今天难以体会出这家为大清帝国贡献了两位皇帝的头号皇亲国戚钟鸣鼎食的情景。倒是由于王府的花园部分60年代初改建为宋庆龄寓所，并在1981年宋庆龄故世之后，将宋氏使用过的全部用品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并对公众开放，使得我们对于解放后国家高级领导人的生活方式有了一个侧面的了解。比如他们居所的房间都极高畅，使用的家具都不考究，大会客室总是配置着一大溜官式沙发，沙发都有卡其布椅套，羊毛地毯都极厚实。加上宋庆龄在上海淮海中路上带壁炉的优雅旧宅、香山路上精致的中山故居都得到妥善全面的保护，后人对于二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花园住宅主人的生活细节也可略知一二——由于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特殊地位，他们住过的房子，是全上海乃至全中国所有花园洋房住宅中仅有的连同橱柜、桌椅、银器、油画、灯具、打字机、厨房烤炉和锅碗瓢盆全部陈设器具保留下来的建筑物，犹如真正凝固在昔日岁月的某个时点，因此，除了具有历史纪念意义外，还有民俗史、社会史，乃至建筑装潢史上的特殊意义。同样，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鲁迅旧居，也是30年代上海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硕果仅存的真实标本。

    有的建筑物，虽然打着名人旧居的牌子，比如位于北京旧鼓楼大街小石桥胡同的竹园宾馆，它昔日的主人，曾是地位显赫，权倾朝野的盛宣怀和康生，但到现在，除了美丽的花园，曲折的回廊，三层楼高的海棠树和婆娑曼舞的竹影外，室内一切旧有痕迹全被抹去了。剩下的，是新主人的趣味：猫耳洞夜总会，在模拟成坑道，张挂着伪装网的舞厅里，男男女女伴随着强烈的音乐节奏扭动腰肢载歌载舞。这种80年代初的趣味保存到90年代末已是异数，它还能保存多久呢？有的建筑物保护不善，变为许多人家割据而住的大杂院，当初房屋的格局，早先的细部都已荡然无存，即便门外墙壁上镶着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也不过是具没有灵魂的躯壳而已。面对这类建筑，我们惟有扼腕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