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过程的公关艺术 决策的公关艺术之道(4)
周恩来不但善于听取正面的意见,而且还善于听取反面和批评意见。1954年2月21日,他在政务院会议上讨论体育工作时指出:“在党和政府中,要造成一种民主作风,使同志敢于对首长提意见。”当面不好讲,就写了条子放在他的桌子上。对首长的缺点敢于提出,刺激他一下,搞得他不好受就改了。“一个首长如果养成一种使下边同志不敢批评他的空气,日子久了,非摔跤不可。”他希望别人“将”他的“军”,指出,如果下边同志群起而递条子就好了。1956年7月15日,周恩来在全国公检法会议上提出,要为听到不同意见创造条件,要从各方面发扬民主,唱对台戏,“找岔子”。他说,一鼻孔出气,看一种东西,听一种话,都是不行的,必须有对台戏。唱对台戏就是从两个方面看问题,来完成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他主张要从制度上想些办法来扩大民主,对我们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例如,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可以到人民中直接视察工作,可以从与政府不同的角度去接触人民,接触实际,可以去“找岔子”。他认为即使有的人看法有偏差,有资产阶级观点,我们也许会从他们的看法中发现一些我们还没有发现的问题。
1956年秋,全国妇联召开“女工商业者及工商业者家属会议”。会后,周恩来请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来家吃便饭。席间,他征询她们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她们在总理面前毫不拘束,谈得很坦率,也很诚恳。有的说,我们的花布没有解放前的好,解放前的花布不掉色,洗到旧了,颜色还是挺鲜的;有的说,解放前棉毛衫质量好,缩水小,现在的洗一次就缩得穿不下去了;还有的说,女同志的衣服颜色单调,没有线条,男的女的都是一个式样……意见提了一大堆。周恩来对她们的意见听得很认真,可是妇联作陪的几个同志听着生气,认为她们批评得太过分了,好像我们还不如解放前呢,便一声不吭。
周恩来见妇联的几个同志态度不大友好,就对妇联一位同志说:“大姐们讲了很多意见,你们也谈谈看法啊!”这位同志没好气地说:“我在解放前还是穷孩子,没有穿过棉毛衫,没法对比。”周恩来又问另一位同志:“你的意见呢?”这位同志说:“我从来不穿花衣服。棉毛衫嘛,大就大点儿,小就小点儿,从来不管。”语气也不那么友好。
周恩来当场严肃批评了妇联的这两位同志,他说:“你们在解放区长期受党的教育,在艰苦的农村环境里受到了锻炼,进城后仍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这是应该的。但是,我们现在是执政党,你们又在全国妇联担任工作,对妇女、儿童关心的问题,对政府工作中存在的缺点,不能漠然视之。不能凭自己的兴趣爱好处理问题。应该经常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向政府反映,向我反映。刚才几位大姐的意见,反映了妇女、儿童关心的问题,指出了我们政府工作中的缺点,有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这很好,应该欢迎嘛!我们应该把工作做得更好。”事后,周恩来立即把这些意见告知轻工业部负责人,要他们研究,提高产品质量。
周恩来曾经说: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他郑重要求大家对他的讲话提出意见,但是,如果意见都是“完全同意”、“完全拥护”、“指示正确”之类,他就不看,因为看了没有意思。1962年2月17日,他进一步提出共产党员要有畏友、诤友,主张每个共产党员都得有几个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批评对方短处的畏友,习惯了就不是畏友而是诤友了。他称赞唐太宗李世民能听取魏征的反对意见,把唐朝搞得兴旺发达。李世民看到魏征一来,就如坐针毡,但听了他的意见,好像吃了一剂药。
周恩来提倡和善于引导大家争辩。他说:“辩证法就它的希腊字源来说,意思就是进行论战。辩证法就讲矛盾的统一,只有过争辩,才能发现真理。为寻求真理,就要有争辩,就不能独断。我说的话都对,人家说的话就不对,那还辩什么呢?你的意见神圣不可侵犯的,那谁还肯跟你辩?即使自己有很多对的意见,但是还要听人家的意见,把人家的意见吸取过来,思想才能更发展。”他在主持工作时,总是提倡争辩,从不听一面之词就轻易下结论,更不以势压人。
1961年,在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有一项议程是讨论手工业产值的计算口径和方法。当时,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意见,财政部与国家统计局不完全一致。在这次会议上,财政部的负责同志讲了他们的意见以后,杨波同志代表统计局发言,讲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听了双方的发言,周恩来表示基本上同意财政部的意见。并对杨波同志的发言略有批评之意,但未作最后结论。于是杨波又站起来发言,再次申述不完全同意财政部的意见。这时,周恩来即指示他们会后再商量一下,尽快把意见统一起来,早日做出明确的规定,通知各地照办。
会议结束后,到会同志都留下来吃午饭。吃饭时杨波心情有点不安,心想在总理讲话后不应该再站起来讲不同意见。所以他就坐在饭厅西南角最边的一个桌上。刚开始就餐,周恩来就把杨波叫到身边坐下,亲切地对他说:“你为什么坐得那么远?不要紧张,你敢于讲不同的意见,这好嘛!我们讨论问题就是要听不同意见,不然还讨论什么?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就可以把要决定的问题考虑得更周到些。”杨波深受感动。
1970年12月,周恩来召开了葛洲坝工程讨论会。长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对上葛洲坝工程有不同意见。林一山的性格认真而固执,只要认准了的问题,他都敢坚持,不管在谁面前,他都敢争辩,周恩来知道林一山有不同意见,每次会都让秘书通知刚从“牛棚”里解放出来的林一山到会,而且在会议开始后总还要关心地问一句:“林一山同志来了没有?”会间,他还经常说:“林一山同志,你谈谈看法。”林一山多次谈了自己的意见,然而他那“不识时务”的发言,有时常被一片慷慨激昂的声浪所淹没。
12月16日那一天,会散了,林一山依然坐在那里。周恩来送走了别人,又折回会议室,径直向林一山走去。
“林一山同志,刚才你没把话说完,是吧?”
“还是应该讲,我喜欢听你的意见,就因为你总是讲真话。”
林一山已经冰凉的心被周恩来的几句话温暖了,还有什么比得到总理的理解更值得珍惜的呢!
林一山激动地从1958年修坝设想的提出,到三峡大坝和建葛洲坝的关系,以及如今对葛洲坝的准备情况,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一一向总理作了说明。他说得是那么认真,总理听得是那么仔细……
后来,会议讨论的结果按多数与会者的意见,拟出了一份报告,就要上报毛主席了。这时,周恩来依然在思考林一山的意见也不无道理。于是他让林一山连夜把意见写成书面材料,附在报告后边,一并报毛主席,再最后一次请毛主席定夺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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