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都还不高的情况下，艰苦朴素，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始终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吃得很简单，从不大吃大喝，还时常到职工食堂用餐；他穿的衣服，有的补了又补，修了又修，一穿就是一二十年；他住的房子，是老式旧平房，设备很简陋。

    国务院全体会议、常务会议，以及周恩来临时召集的工作会议，有时时间较长，需要准备工作餐。周恩来规定，工作餐即家常便饭，四菜一汤。主食一般是大米饭、馒头，有时吃窝窝头或烙饼；副食，一般是大烩菜或四菜一汤。大烩菜也好，四菜一汤也好，都是普通蔬菜和豆腐、粉条之类；有时有一盘肉片（丝）炒菜，最好的时候，也只是一盘鸡或者鱼。周恩来常讲：这样的四菜一汤，既经济又实惠。参加全体会议、常务会议例会吃完饭以后，还必须交钱、交粮票，才能离开食堂。未带钱和粮票的要记账补交。

    周恩来请人吃饭，一般都是一个大锅菜，四周摆几小盘小菜，再加上主食。1963年的一天，周恩来在国务院留大家吃饭就是这样的饭菜。大家入席后，后到的贺龙元帅进入餐厅，他看了一眼每张桌上的食物，风趣地对周恩来说：“呀，国家经济好转了，你家的饭桌上怎么还没有体现出大好形势来呀。”周恩来笑着说：“大好形势是靠大家奋斗得来的。将来，国家富强了，也不能丢掉艰苦朴素的传统啊。”

    周恩来自己吃饭，一般是一荤一素。他吃饭，桌子上特别干净，只要桌子有饭粒，他就一颗颗拣起来吃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他常用这句话来告诫身边工作人员。吃完饭，碗里还剩下一些菜汁，他总是要拿开水泡着喝，尽量做到一点东西也不浪费。

    1962年五六月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东北三省工作了一个月。一到住地后，他就对管生活的同志“约法三章”说：“有几样东西不能吃，鱼、肉、蛋，肉制品也不行。毛主席在中央带头，我在国务院带头。群众有困难，做领导工作的更不能特殊。”按他的规定，每顿饭只能给他做两小盘素菜和一个汤。

    周恩来的一套睡衣和睡裤，是1951年做的。他一穿就是二十多年。穿破了就补，再破就再补，白底蓝格的绒布已经磨成无绒无格的白布了。每次身边工作人员提出要给他添置新衣时，他总是和颜悦色地说：“旧的还可以穿嘛！”并教育工作人员：“艰苦朴素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本色。”

    周恩来穿旧鞋，夏天是穿一双黄颜色的皮凉鞋，春、秋、冬总是穿着一双黑皮鞋。这两双鞋也是一穿就是二十几年。他穿的袜子，都是织补了又织补。从我国自己能生产手表起，周恩来就买了块上海牌手表带着，一直到去世。从60年代起，凡属大的国务活动，他也总是使用国产汽车。

    周恩来住的是多年失修的老式旧平房。墙上的砖有不少斑痕，墙皮老旧出现碱印；柱子上的油漆大部分脱落，有的柱根已经糟朽；地面是大方砖，每到夏天就泛潮；窗户裂着大缝，冬天还要用纸糊窗缝；天花板也很陈旧；厕所不在卧室，上厕所还要走一段路。由于房屋潮湿，周恩来常闹腿病。1959年，主管的同志趁周恩来外出，对住房进行了修缮，添设了必要的新的办公和生活用品。周恩来回京发现后，立即严肃批评，并退回新添的东西。他对主管的同志语重心长地说：“你跟我这么多年，对我的性格还不了解吗？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对我是最熟悉的吧？你们花那么多的钱，把我的房子搞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你不要只听人说‘没什么，说只修了应该修的’，其实不同的意见肯定也是有的。而且，一旦大家都学我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些你为什么不想到。现在呢？我搬进去住吧，我心不安，我不搬进去住吧，你们不安。你们这么搞对谁也不好啊。”

    以后，为了修房这件事，周恩来还在国务院的会议上多次作了自我批评。

    此外，周恩来外出总是轻车简从，反对前呼后拥，不住高级宾馆、饭店，从不提出额外要求。

    60年代初，天津市搞了一个高级宾馆。周恩来恰好到天津检查工作，天津市领导人便安排他住到新宾馆去。

    周恩来是老天津了。在车上，他见汽车开的路线不对头，不是向着他平时的老住处的方向开，他忙问：“哎，这是上哪去呵？”

    陪同的天津市领导说：“有一个新的地方，想让总理去那里下榻。”

    “不行！别去！我不去！”周恩来马上就感觉出这里头有问题。他生气地说：“快，把车给我开到老地方去！”

    汽车只好开到老地方去了。那位天津市的领导遭到了周恩来的严厉批评。

    周恩来就是这样，以他的模范行动树立了人民公仆的光辉形象。

    严于律己延及亲属

    周恩来不仅严于律己，而且还很严格地要求亲属。

    周恩来有个胞弟周同宇，上个世纪20年代曾投入大革命洪流，在民主革命时期用经费支持党的工作，解放后在工业部门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后因病不能坚持正常上班，被安排到内务部任参事。周恩来为此向内务部部长曾山多次提过意见，又在会上讲了这件事。周恩来说：“周某人的弟弟在内务部做参事，不管是什么原因去的，总没有好影响。他在工业部时能够工作，我不干涉，现在当参事等于拿干薪，那就要考虑了。”

    会后，周恩来又对曾山讲：“同宇不能坚持正常工作，就应该按有关规定办理因病退休手续，如果他因此在生活上发生困难，我个人给予补贴。……我讲的绝不是客气话，是要你们按规定去办的。”后来，周同宇提前办理了病退手续，周恩来每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钱给胞弟做补贴。

    1956年10月下旬，周恩来在淮安县老家的婶母患病，县委送到县人民医院治疗。后因病情反复，县人民医院便写信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立即给淮安县人民委员会写了回信。除表示感谢外，周恩来在信中说：“我婶母的病我们知道是无法治疗，今后一切治疗还麻烦你们（请县人民医院治疗好了），不要向外地转治。如果治疗无效，一切后事也请你们代为办理，但要本着节约和简朴的精神办理。现寄去人民币二百元作为治疗和办理后事的费用。如不够时，请你们先垫付，事后来信说明支付情况，我再补钱去。”

    1957年4月19日，周恩来又寄信淮安县人委，寄去安葬婶母善后费用所尾欠的垫款25元。

    周恩来没有子女，但对侄子、侄女等晚辈要求也很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