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判还没开始前就创造一种融洽、和谐的气氛，是周恩来的拿手好戏。

    1971年7月9日，北京时间中午12时15分。基辛格秘密访华的专机在北京郊区的南苑军用机场降落。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外交部礼宾司长韩叙等前来迎接。这时，中美双方官员的表情都是严肃的、拘谨的，气氛冷峻，握手是例行公事的礼貌。基辛格等一行人脸上肌肉紧缩，没有一丝笑意。

    下午4时半，周恩来出现在基辛格等下榻的国宾馆客厅门口，一番交谈之后，气氛完全变了。

    见面时。基辛格抢先一步伸出了手，动作还有些僵硬。

    周恩来立即会意地微笑，伸出那只不能扳直而有点弓屈的右手和基辛格握着，友好地说：“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二十几年来第一次握手。”

    基辛格将自己的随员介绍给周恩来，令他们吃惊的是周恩来对每个人都那么熟悉。

    “约翰?霍尔德里奇。”基辛格指着大高个。

    周恩来握着霍尔德里奇的手说：“我知道，你会讲北京话，还会讲广东话。广东话我都讲不好。你在香港学的吧？”

    基辛格又介绍：“理查德?斯迈泽。”

    周恩来握着斯迈泽的手说：“我读过你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关于日本的论文，希望你也写一篇关于中国的。”

    洛德没等基辛格开口，就自报姓名：“温斯顿?洛德。”

    周恩来握着洛德的手摇晃：“小伙子，好年轻。我们该是半个亲戚。我知道你的妻子是中国人，在写小说，我愿意读到她的书，欢迎她回来访问。”

    周恩来也跟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开玩笑：“你们可要小心哟，我们的茅台酒会醉人的。你们喝醉了，是不是回去要受处分？”

    十分钟前紧张、拘束的神态从基辛格一行人的身上消失了，周恩来的翩翩风度和轻松的语言令他们大开眼界，也为之倾倒。共产党中国的总理不是也颇具风趣么？但愿谈判时也是这么轻松。他们在内心期望。

    谈判开始了，基辛格照本宣科念了一通早已写好的讲稿，未了，才离开讲稿，随口道来：“已经有很多人访问过这个美丽的国土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神秘的国土。”

    一直从容倾听的周恩来摆了摆手说：“你会发觉，它并不神秘。你熟悉之后，它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神秘了。”

    基辛格说：“由于很多原因，造成了我们两个大国的对立与隔绝。”

    众所周知，造成两国关系紧张根源的主要是台湾问题，周恩来这时没有就此多作发挥，只是点到为止，说：“博士先生，我们终于坐下来了，就可以相互阐述自己的观点，让对方有充分的了解。”

    基辛格等人本来以为周恩来会在谈判伊始就揪住台湾问题不放，甚至发生争吵，那样谈判就会进行不下去，现在悬在他们心上的这块石头落了一半。周恩来当然知道台湾问题是中美谈判的焦点，而且迟早会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争执，但他清楚地意识到，只有第一次会谈在轻松缓和的气氛中进行，以后才好继续。

    有人说，外交是人类虚伪的登峰造极，这种观点有其观察事物的角度。但在周恩来身上，人们看不到“虚伪”和逢场作戏，周恩来尊重谈判对手，哪怕是敌手，并尽可能体谅人家。因为他知道，谈判桌上利益虽不相同，但也需要相互信任，否则不会有结果。尊重、理解有时比动听的言词更能创造和谐的气氛。因为它包含着心灵相通。

    周恩来和基辛格的第一次会谈开始不久。周恩来说到这样一段话：“我是大致同意尼克松总统7月6日在堪萨斯城演讲的观点。总统讲到当今世界存在‘五极’，也就是力量中心……”

    堪萨斯城演讲？五极？基辛格和助手们愕然了，迷惑地反问。基辛格对于尼克松关于世界力量变化的说法是知道的，尼克松曾多次和他商量过，认为从苏美为首的两极世界到60年代后期，随着中苏分歧，已演变成了中、美、苏三极的局势了。但基辛格来华谈判后，尼克松又正式在公开场合推出“五极”理论，却没有给他打招呼。此时此刻在谈判中由周恩来指出，一下子使基辛格处于不利境地。

    周恩来敏锐地感觉到了，问：“你们是不是在路上没有看到总统的讲话？”

    基辛格尴尬地点点头。

    周恩来随即真诚地为他们介绍尼克松的观点。第二天早晨，基辛格的助手们正准备吃早餐，宾馆服务员送来早餐的同时，托盘里还捎了一份英文稿子。服务员将稿子交给基辛格说：“基辛格先生，这是周总理叫我交给你的。”

    基辛格一看，正是尼克松7月6日在堪萨斯城演讲的英文稿。稿子上有周恩来在旁边写的一行小字——“阅后送还，仅此一份。”

    他们传阅着，一边抱怨尼克松事先不打招呼，一边感叹说：中国怎么连一台复印机也没有？！看了还要送还。周恩来倒是很真诚。基辛格更是十分感动地说：“我看如果换了赫鲁晓夫，早就借此搞小动作了。”

    如此体谅，能不赢得人家的信任尊重？这次会谈是成功的。基辛格离开北京时兴高采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