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国民党政府派了一个宪兵排来当警卫，还派了一个司机来给毛泽东开车。这些宪兵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周恩来对他们的宣传工作就采用了动之以情的潜移默化术。

    周恩来亲自找司机谈话说：“毛主席是我们党的领袖，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领袖。重庆这个地方，车子多，道路窄，不好走，一定要注意安全。”他还亲自找宪兵队长谈话，到宪兵住的地方去看望他们，和士兵一个一个握手问好，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并说：“毛主席到重庆来，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外面有什么人来，一定要经过我们传达、允许之后，才能让他们进去。”

    周恩来的一举一动，都没有丝毫架子，一言一语都温暖人的心田，宪兵们非常感动，都说：“周先生是共产党的大官，还跑到这里来关心我们，和我们握手。真是终身难忘啊！”

    周恩来还指示重庆办事处的同志多和宪兵接触，搞好关系。生活再艰苦，也要挤出钱来，保证宪兵每天有肉吃。

    蒋介石得知后，下令对派来的宪兵一星期换防一次，一个不留，全部重新换过。

    刚刚搞熟了，又得从头做起。同志们心里很恼火。可周恩来说：“这不是很好吗？别说他们一个星期换防一次，三天换一次，隔天换一次才好呢。这样，我们宣传的面不是更广泛了吗？”

    周恩来身体力行，率领大家把工作做到了国民党宪兵中间。这些宪兵不仅听从指挥，做好保卫毛主席的工作，而且换防时许多人洒泪而别，难舍难离。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为新生的共和国赢得了巨大荣誉。美国对此极为敌视和不安。有个美国记者说：在日内瓦看不到共产党统治下的几亿中国人民的悲哀和愁苦，更看不到他们对共产党专政的憎恶和仇恨。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马上安排工作人员为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记录片《1952年国庆节》。并特别交代：要选好放映日期，不要在开会的日子，也不要在周末；要把请柬分成两种，一种指名邀请，一种不写名，请放在“新闻之家”，让一些不便邀请的记者自取。放映时根据中文解说词，用英文通过扩音器作简单说明。

    放映时，全场座无虚席，还有许多人是站着看的。放映过程中，不时响起掌声。放映结束后，掌声雷动。观众纷纷与中国人员握手祝贺。有的说，不能再用1949年以前的眼光看中国了；有的说，美国不少记者来看了，不知他们作何感想？瑞士的一位记者在报道中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跨过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轻的赞叹声。”

    但也有一个美国记者说：“我们感觉中国是在搞军国主义。”

    周恩来认为，即使是个别人挑衅，也值得我们注意。他指示工作人员再放一部彩色越剧片《梁山伯与祝英台》。

    为了便于外国记者观看，工作人员准备将剧情介绍写成十五六页说明书分发。周恩来批评说：十几页说明书，谁看？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他出主意说：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就行了：“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前用英语作三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词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作其他解释。周恩来充满信心地说：“你就这样试试，我保证不会失败。”

    “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果然引起了外国记者们的极大兴趣。放映场又一次爆满。观众们不仅看懂了，而且入戏了。当演到“哭坟”和“化蝶”时，全场一片同情的感叹声中杂着啜泣声。影片结束，灯火复明，全场观众还如醉如痴地坐着，静默了一分多钟，突然，谁鼓了一下掌，全场顿时沸腾了，暴风骤雨般的掌声、喝彩声经久不息。

    观看者普遍认为，影片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更感人。有的说，简直忘了是看电影，仿佛置身于画图之中。有的说，想不到色彩这么绚丽。一位印度记者说，中国在朝鲜战争和土地革命中拍出这样的片子，说明中国的稳定，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之后，这部电影又在更大的范围内放映了几次，许多社会名流称赞色彩、音乐的美，说这是“东方式的细腻的演出”。一位美国记者不请自来，看后要求购买拷贝。电影艺术大师卓别林在家中看后，也是称赞不已。

    “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多么亲切，多么吸引人，这简单的几个字，蕴含着多么丰富的知识和高超智慧啊。观众们就是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受到了宣传，中国有了好的印象。

    事后，工作人员汇报放映影片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时，周恩来说：“问题在于宣传什么，怎么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