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个人历险的经历表现出周恩来超人的英勇的话，那么，在另外一些背景复杂的突发事件面前，周恩来则充分地展示了他超人的谋略。应付这些突发事件比个人脱险也许更为艰难，因为它牵涉到复杂的人和事，周恩来的谋略就表现在他能冷静分析形势，理清各方面的关系，从中找到化险为夷的对策，这种公关艺术不是常人都具有的。

    面对蒋介石的突然袭击

    1926年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声称“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云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云龙派中山舰到黄埔时，立刻谣言四起，说是要劫持蒋介石等等。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云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此即“中山舰事件”。

    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个突发事变，事前毫无精神准备。周恩来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往蒋介石那里，向他提出质问，也被软禁了一天。最后，蒋介石提出两个条件：一、共产党退出第一军；二、不退出的要交出名单。

    面对蒋介石精心策划的这些反共排共事件，周恩来和聂荣臻、陈延年等曾在一起讨论。周恩来认真分析了与事情相关的彼我力量对比，指出：蒋介石的力量并不牢固，国民革命军中只有第一军直属蒋，其他五个军都不会听他的，有的还想乘机搞掉蒋；即使第一军的三个师，有两个师的党代表是共产党员，九个团的党代表中有七个共产党员，团长中也有两个共产党员，营以下各级军官和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也不少。至于同情左派的革命力量就更大了，黄埔军校内一部分革命师生在校内张贴标语反对蒋介石逮捕共产党人，准备上街游行。在广州及其附近，共产党直接掌握着叶挺独立团，还有两千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和十余万有组织的工人。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认为，蒋介石还没有足够的力量立即同共产党分裂，他所采取的行动，仍带有试探性质。为了维护统一战线，打掉蒋介石的反动气焰，共产党和左派力量应进行坚决反击。毛泽东等人也主张给予反击。

    应该说，这是周恩来等人面对突发事件，冷静分析所面对的临时公众——蒋介石方面、国民党左派、革命群众的力量对比之后，所作出的明智判断。但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却决定接受蒋介石的条件。于是，暴露身份的两百五十多名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周恩来也被免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陈延年为此事，气得大骂他的父亲陈独秀是“老糊涂”、“混蛋”！

    后来的事实证明，周恩来等的分析和主张是正确的，陈独秀的让步使蒋介石得寸进尺，终于酿成不可挽回的恶果。

    彭湃被捕后

    1929年8月24日下午4点多钟，在沪西经远里一家小楼，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和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等人，正在开会。按照原定计划，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也要来参加会议，只是临时有事未能前来。正在等待周恩来之际，几辆红皮铁甲车载着敌人围了上来，如狼似虎的法国巡捕和上海警察局的中国警探冲了进来，把彭湃等五人抓了起来。

    彭湃因叛徒告密被捕了！

    周恩来获悉消息后，立即想到与此事相关的人，必须马上采取措施：一、查出叛徒是谁；二、马上通知有关同志注意；三、立即定出营救彭湃的具体措施。事情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周恩来就理清了与之相关的四类公众——叛徒、被捕同志、其他有可能暴露的同志、营救人员的关系，并落实到了行动中。很快，中央特科查清了叛徒并采取了相关措施。在周恩来的组织下，一场营救行动有条不紊地展开了。一方面，他派人与狱中的彭湃等人取得了联系，另一方面，部署中央特科下属的红队组织营救。

    8月28日，中央特科几乎出动了所有的工作人员，有的化装成小商贩、有的化装成过路人，红队队员则化装成拍电影外景的摄影队，并安排了装好大米用于拦住囚车的卡车，准备在路上营救从拘留所解往龙华警备司令部的彭湃等人。遗憾的是，由于一名工作人员的疏忽，装在一个皮箱里的武器送迟了，加上准备工作不够周到细致，枪支内的润滑脂没有清洗，在营救现场临时没有攻击武器，结果营救没有成功。彭湃等人两天后被敌人杀害于龙华警备司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