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预料的突发事件从时间、起因、范围和处理方法上来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短时内突然爆发的事情，起因简单，牵涉的公众不多，处理时着眼于制止，主要靠随机应变，姑且称为短促突发事件。另一种虽然发生是突然的，但苗头早已存在，原因由来已久，涉及的公众多而复杂，处理时要着眼于全面，不可能马上根本解决。在处理这类发生突然但消失缓慢的突发事件的公关过程中，面对众多的关系，复杂的人事，不可能面面俱到，解决所有的问题。可行的方法是弄清谁是最主要临时公众、临时公众共同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围绕这两点，抓住中心问题不放松，就能找到解决事件的钥匙。

    在周恩来经历过的突发事件中，西安事变算得上是一次发生突然但结束缓慢的大的突发事件。在事变发生、发展和解决的过程中，周恩来作为中共方面参加处理此事的全权代表，运用了他那非凡的胆识、过人的勇气和卓越的谋略，和张学良谈心，与蒋介石谈判，做东北军官兵的工作，把中国共产党解决事变的主张通过高超的公关活动，变为实际行动，终于使事变朝着于人民、民族有益的方向发展，避免了一场险将危及全国的大内战。周恩来在处理西安事变的公关活动中处处显示出巧妙的公关艺术，如谈判的艺术、说服公众的艺术、宣传的艺术、演讲的艺术等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周恩来的公关活动史上，完全可以说是一次典型的应付突发事件的成功的政治公关事例，值得大书特书。成功的关键是周恩来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也不为一两个小问题而转移注意力，始终抓住最主要的公众和公众最关心的问题来处理与事变相关的人事和问题。这是一种善于抓主要矛盾的公关艺术。

    事变骤起，谁是主要公众

    各路公众纷纷亮相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率部下，在西安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及其随行军政要人。一场震惊中外的事变，像平地一声春雷那样突然爆发了。

    一时间，西安吸引了与事变相关和关心事变的各方公众的注意力，他们纷纷表示出自己对事变的态度：

    事变发动者张、杨所部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大部分中下层军官积极支持两位将军的义举；也有一部分军官情绪动摇；还有一部分人如冯钦哉、沈克、黄永安等投靠南京；东北军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则软禁了主张联共抗日的副军长黄显声。

    南京国民党内部也分成两派：亲日派何应钦等，极力主张“讨伐”张、杨，炸平西安，欲置蒋于死地，自己替而代之；亲英美派宋子文、宋美龄等，反对“讨伐”，力主用和平方式营救蒋介石。

    站在南京国民党两派背后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和英美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乘西安事变之机，扩大中国内战，以便实现它灭亡中国的野心，因而它极力挑拨南京和西安的关系。12月15日，日本外相召见南京驻日使节表示：南京如果与张、杨妥协，日本政府则不能坐视。除公开威胁亲英美派外，暗中支持何应钦“讨伐”张、杨，并唆使汉奸、特务分子潜入西安，利用广大人民群众对蒋的义愤，煽动杀蒋。英美帝国主义看到蒋介石被扣，南京政府有被亲日派夺去的危险，对自己不利，因而支持和平解决，营救蒋介石，同情西安方面联共抗日的主张。英美驻华使馆在事变发生后，一直同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等保持密切联系，并在经济上给予支持。

    各地方实力派纷纷派人到西安。四川的刘湘、刘文辉；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冀察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等，都密切关注事变的动态，他们有的支持张、杨义举；有的耍两面派，妄图坐收渔人之利；有的从中挑拨，煽动杀蒋。

    西安的群众热烈庆祝捉蒋胜利，拥护张、杨的抗日主张。

    在西安工作的一些共产党员都支持张、杨捉蒋兵谏，但对如何解决事变有不同看法。

    同情中国抗战的外国友人欢呼抓蒋胜利，如美国著名作家史沫特莱女士，闻讯大呼“打倒蒋介石！”

    一场事变牵动各方公众的心，有反对，有赞成，也有观望。

    当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应张、杨两将军之邀，来到古城西安时，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复杂的斗争形势！

    谁是主要公众

    周恩来肩负中共中央的重要使命，来到西安参加谈判，这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出现在苏区以外的中国政治舞台上，自然引起了举国的瞩目。人们期待从周恩来的一举一动中来观察和了解共产党。面对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形势和形形色色登台亮相的公众，周恩来始终抓住一个中心——事变的主要公众，并由此入手展开政治公关活动。

    谁是事变的主要公众？周恩来从事变发生的远由和近因进行分析，对事变有着清楚的认识。

    西安事变爆发在中国历史大变动的前夜，决非偶然。它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引起国内外阶级关系发生新的变化的结果。“九一八”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占领热河、觊觎华北，胃口大到旨在吞并全中国。中国共产党、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及各界爱国人士，无不大声疾呼，奋起抗日。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强烈要求抗日救国，国民党营垒中的爱国将领也纷纷要求对日抗战，马占山、李杜先后在东北率部抗日，赵博生、董振堂拒剿“红军”起义，蔡廷锴、蒋光鼐率十九路军淞沪抗战等，都是抗日救国的举动。但是，蒋介石却死死抱住“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将枪口对准要求抗日救国的共产党和红军以及蒋介石认定的异己势力——地方实力派，残酷镇压抗日救亡运动，造成一种“爱国有罪，冤狱遍于中国，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的反常气氛，令爱国之士无不气愤发指。

    蒋介石对张、杨从来就不信任，先后派晏道刚、曾扩情担任“西北剿总”参谋长和政训处长，监视张、杨。1936年10月，蒋介石解决了两广地方实力派发起的反蒋抗日的“两广事变”后，匆忙赶到西安，逼迫张、杨继续“剿共”。如不“剿共”，就把他们调离西北，肢解东北军、西北军。但张、杨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早已不愿打内战，要求抗日。蒋介石大怒，一面仍威逼张、杨，一面调兵遣将，将解决“两广事变”的嫡系和精锐部队约三十个师，统统调回，准备对付西北军和东北军。自己则借“避寿”为名，带了二十余名高级军政大员，坐镇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