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谏”，慷慨陈词、委婉劝说都归失败，张学良、杨虎城被迫无奈下决心“兵谏”。

    如果说西安事变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国民党内部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进步和反动的矛盾等各种矛盾的总爆发，张、杨和蒋介石两方则是这些矛盾具体化的代表，即上述矛盾以张、杨和蒋介石发生冲突的形式来了个总爆发。因此，他们自然成了这次突发事件的主要公众，也就是周恩来所要接触的主要公众。解决了他们之间的问题，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所以周恩来在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抓住这两方主要公众，展开了讨论、说服、谈判等公关活动，终于取得了成功。

    问题众多，公众关心焦点何在

    杀蒋还是放蒋

    西安事变的爆发暴露了许多矛盾，引发了一连串的问题。公众从各自的角度对事变提出了不同的疑问和担心：

    发动者张、杨关心的是能否就此逼蒋抗日。

    国民党南京方面最关心的是蒋介石本人的命运。

    日本人想知道能不能乘此机会扶持亲日派上台。

    美、英国人则担心失去蒋对自身利益不利。

    全国人民希望由此进入一个全国抗战的新局面……

    公众提出问题的角度虽然不尽相同，但所有的问题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杀蒋还是放蒋？而这个问题换一种说法即：内战还是抗战？

    周恩来在抵达西安的当夜即同张学良进行了长谈。他指出这次事变是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对蒋介石的处置极需慎重。处理结果可能有两种前途：如果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把他杀掉，这样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还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不仅不能抗日，而且还会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这就使中国的前途变得更坏。

    周恩来不仅抓住了公众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且对解决问题的两种办法可能引起的迥然不同的结果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为解决事变指明了前途。但是，明确了“杀蒋还是放蒋”是解决事变的关键和公众关心的焦点，并不等于公众都明白这两种做法引起的不同后果，将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东北军的官兵中有不少人坚决要求杀蒋，连杨虎城也是准备杀蒋的，至于张学良，他不杀蒋是从忠孝义气出发，对于事变和平解决的重大意义的认识也不十分清楚，这就需要周恩来做大量的说服工作，有时还要冒很大的风险。

    至于蒋介石，他既怕死又不愿轻易就范，逼蒋抗日也需一番艰巨的谈判。

    因此，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就是围绕公众共同关心的核心问题，与事变的主要公众——张、杨及东北军、十七路军和蒋介石等人进行政治公关的过程，既要说服发动者，又要与蒋介石一方舌战交锋。由于周恩来始终抓住主要公众围绕中的问题来进行，终于和平解决了事变。

    说服张、杨及其部下

    蒋介石被抓后，张学良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一方面广大东北军、西北军将士情绪高涨，大多主张杀掉蒋介石，然后举起义旗，抗日救国。一方面南京政府兴师问罪，各地方实力派或作壁上观，或反目侧视。张学良对蒋介石兵谏不遂，欲杀不能，欲放无辞，本意又不为各方理解。周恩来的到达，使他在精神上有莫大的安慰。他们已经算作老朋友了，两个月前，两人曾在延安天主教堂共商抗战大事。

    周恩来带着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指示而来，关键在逼蒋抗日上要和张、杨及其部下取得一致。抓住这个主要问题，针对张、杨的不同情况，分别做他们的工作。到达当晚，他立即与张学良举行会谈，同时指定罗瑞卿、王炳南了解杨虎城及十七路军的情况，为同杨会谈做准备。

    张学良先叙述蒋介石被扣后的表现、南京的动态和各方面的反应。他认为，争取蒋介石抗日，现在最有可能。周恩来同意张学良的看法，进一步提出：这次事变震惊中外，捉蒋出其不意，但蒋介石既不是滑铁卢战败被流放的拿破仑，也不是被群众暴动推翻的尼古拉沙皇，蒋的实力仍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杀不杀蒋会导致内战和抗战两种完全不同的后果。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向一个更好的前途。这样就要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去。蒋介石还实际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迫使他走上抗日的道路，还拥护他做全国的领袖，有利于发动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一席话使张学良的心里透亮。他原来虽也主张和平解决，但仅仅是一个笼统的认识，并没有想得那样深远，因此他也说服不了部下为什么不杀蒋，现在他对事变的前途看得更清楚了，更坚定了逼蒋抗日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