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双方谈判基本协议达成之后，周恩来于12月24日晚，亲自会见了蒋介石。向蒋说明了我党对抗日救国的政策及西安方面的意图，并严肃指出，目前的形势是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自速其亡。蒋原先认为张、杨扣留尚无一线生机，共产党来了则必死无疑。没想到共产党不仅不主张杀他，只要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还主张放他。现在蒋介石从无精打采地听周恩来说话，到脸色渐渐开朗，连连点头，目光里流露出不胜感慨之意。沉默了一会儿，他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红（军）作战等六项条件，并邀请周恩来在他回南京后，去南京直接谈判。

    至此，和平谈判初获胜利，为今后的工作铺平道路。

    围绕主题做公众的工作

    抓住主题做主要公众的工作，是周恩来在事变中进行政治公关的主要方面，同时周恩来围绕“和平解决”这个主题也做了不少其他公众的工作。

    当时在西安工作的一些共产党员，对和平解决事变也缺乏思想准备，有些人很不理解。周恩来注意到这点，鉴于当时有些地下党员身份不能公开，便专门在西京招待所租了一间房，亲自找这些同志谈话，传达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指示，和他们一起分析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的形势，指出：共产党人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要从民族利益出发，顾全大局，挽救民族的危亡。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及时用电报向杨部在外地工作的同志发出指示，说明事变和平解决的意义，鼓励所有在东北军、十七路军中工作的我地下党员，在自己的岗位上对群众进行说服教育，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贡献。

    对群众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作用，周恩来也很重视。他说只有充分发动群众，支持张、杨的八项主张，方能保证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亲自做群众工作，并启发各界民主人士都重视发动群众的工作。到达西安的头两天，周恩来单独会见了民主人士杜斌丞；又通过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徐彬如等，邀请了各界知名人士如杨明轩等二十余人谈话，指出必须广泛深入发动群众，支持西安事变朝有利于举国团结抗日的方向发展。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周恩来认真对待群众的态度。西安事变发生不久，有一个自称“雷电社”的电台，向国内外发布消息，宣传中充满了狂热的口号，宣传什么红旗插遍西安古城。口气不像是敌人搞的，但在客观上却为敌人攻击“西安事变是红军插手搞的”提供了口实。周恩来一到西安就指示查找这个电台。找了几天才知是东北军学兵队几个青年偶尔发现了个秘密电台，便自编自发了几十条消息，还以为是为革命办了一件好事呢！周恩来没有责备这些年轻人，反而检查自己工作不细致，忽视了对群众的引导，他指示有关同志不要过多批评指责，给他们讲清楚，指出这样做的严重后果，耐心说服他们停止活动，排除了一次来自内部的干扰。

    为使国内外尽快知道西安的实际情况，周恩来又亲自抓报纸和广播电台的宣传工作，邀请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和贝特兰列搞国际宣传。每周的宣传纲要，周恩来都亲自审查。

    由于周恩来的细致安排，认真工作，广泛宣传和发动，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很快深入人心，为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综观周恩来在处理西安事变这一突发事件中的政治公关活动，他首先抓住主要问题和主要公众，围绕二者进行了全面、细致、周密、深入的工作，或彻夜谈心，或谈判交锋，或耐心解释，或广为宣传，真的是废寝忘食，昼夜奔忙，有时还冒着生命的危险到东北军中去做军官们的工作，费了多少口舌，跑了多少路段，终于赢得了和平，避免了一场内战，为国共合作、全国抗战开辟了道路。据说，宋美龄在随蒋飞回南京的机上向蒋介石说：“为什么国民党中没有周恩来这样的人物？如果有，打败共产党就不成问题。”周恩来应付突发事件的公关艺术在处理西安事变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他的口才、辩才，他的敏锐、机智，他的风度、气质，倾倒了中外人士，连他的敌手也不得不表示钦佩。可以说，有很多人，正是从西安事变中认识了周恩来和他的魅力，这种魅力的外在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超人的公关方法与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