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九千余人奉命北调。6日行经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七个师八万多人的包围袭击。经过七昼夜血战，终因弹尽粮绝，除两千多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先后遇难。

    周恩来一获悉新四军陷入重围，立刻向张冲提出严重抗议，接着又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分别抗议。当晚，他召开南方局紧急会议，研究事变发生后的局势和斗争的方针。组织力量，广泛地向国民党内主张团结抗战的人士以及社会各方面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周恩来要蒋介石命令国民党部队立即撤离，给北上的新四军让路；否则新四军渡江无路，后退无援，只有突围四出，散于民间，战于敌后，以求生存。在最紧张的日子里，周恩来通宵达旦工作，三昼夜未曾安枕。

    然而，尽管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及时采取了应急措施，但是皖南事变给新四军造成的惨重损失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是蒋介石武力解决八路军、新四军的既定方案。

    事变已经发生，中共中央十分担心周恩来和南方局重要成员的安全，来电要求他们于“最短期间离渝”。但是周恩来断然表示：我要坚持到最后。中共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见。

    周恩来留下来开展了一系列政治公关活动，揭露国民党的阴谋，挽回事变的损失。

    首先，周恩来向国民党谈判代表提出质问和抗议，表示我党对事变的态度。他痛斥何应钦：“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对发动事变的敌对公众进行了有力的还击，指出国民党应对此负全部责任。

    其次，利用新闻媒介向国内外公众揭露国民党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以正视听。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曾发布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通令和发言人谈话，反诬新四军“叛变”，悍然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声称要把叶挺交付军法审判。周恩来义愤填膺，决定在《新华日报》上刊发为事变所写题词，借此向全国公众说明真相。为了对付国民党的新闻检查，他们准备了两种不同的版面，一种给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所看，没有登周恩来的题词。另一种登有周恩来题词手迹的版面加紧编排印刷，抢在第二天各大报发行以前，已送到广大读者手中。上面第二版、第三版分别是周恩来的题词和一首诗：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这满含悲愤的25个字，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一下子揭穿了皖南事变的实质，表达了对国民党顽固派最强烈的抗议。报纸轰动了重庆，也轰动了全国。毛泽东赞扬周恩来巧妙的斗争艺术。

    第三，在重庆与社会各界人士进行广泛的接触，在政治上向国民党发起全面进攻。用南方局军事组起草而经周恩来审定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在重庆秘密散发。周恩来与中间派人士、民主人士、社会名流，如冯玉祥、章伯钧、左舜生、黄炎培、侯外庐、翦伯赞等会谈讨论时局，争取了各方公众对我党我军的同情与支持，甚至连杂牌军和地方实力派中多数人也感到这是蒋的排除异己的伎俩。人心的这种变化使“蒋介石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党）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毛泽东语）。周恩来的努力使公众的天平倾向了我党。

    第四，在外交方面，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来争取国际舆论。2月14日，周恩来会见了美国总统的代表居里，向居里提供了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材料，说明蒋介石如不改变反共政策，势将导致中国内战，使抗战停火，便于日军南进。居里向周恩来表示，美国赞成中国统一反对日本，并随后向蒋介石正式声明，国共纠纷未解决前，美国无法大量援华。周恩来又动员国际舆论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他通过斯特朗在美国纽约一些报刊上披露事变真相；同苏联驻华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苏联政府明确表示不支持蒋介石的态度。

    由于周恩来卓有成效的政治公关活动，局势的发展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在国内外舆论的一片责难声和英、美、苏三国政府的外交压力下，蒋介石发现自己在政治上已陷入异常孤立和被动的境地。我党在军事上的损失虽已无法挽回，但在政治上却赢得了空前的主动。

    这些是周恩来及时对外部公众进行政治公关活动的结果。对于内部公众，周恩来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举动，来避免发生进一步的不测和损失。为了准备和应付国民党顽固派的更大迫害，对我地下党的同志、党外进步文化人士，除少部分留下外，实行分散隐蔽、转移和撤退。对于即将疏散的人员，周恩来亲自一一询问他们的经历、特长和短处，疏散的去向，可利用的社会关系，到达落脚点的证明，遇到盘查时的答话等，随时给他们指出漏洞。对有条件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在国民党统治区找到社会职业、甚至进入国民党军政机关工作的，周恩来安排他们利用这种方式转入地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