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并解决托陈取消派的右倾宗派问题，是周恩来主持进行的。

    大革命失败后，政治环境的极端险恶，党所遭受的暂时挫折，使党内一部分不坚定分子从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进而走上右倾取消主义的道路。他们反对党领导进行的各种革命斗争，甚至把红军运动污蔑为所谓“流寇运动”。他们之中许多人是党的早期领导人或正在担负地方领导职务的重要干部，他们以陈独秀为首，在党内组织秘密的小派别，散播秘密刊物和小册子，制造思想混乱和纠纷，并同国际上的托洛茨基反对派联结在一起，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到1929年，上海、北京、香港等地建立起各种名目的托派小团体，托派活动对处于秘密状态下的党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直接威胁。

    周恩来指出了托派活动问题的严重性，他说：反对派有计划地打入党内来，是非常严重的。

    1929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党内反对派问题的第四十四号通告。通告指出：

    现时中国党内反对派同样也在党内形成小组织的活动，这是破坏中国党的统一之最危险的企图，是布尔什维克党所绝不容许的。故中国党除掉思想上与反对派作坚决的斗争外，并要从组织上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与无产阶级的最高原则，坚决地消灭反对派在党内的任何活动，以巩固党的一致。

    1929年10月初，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直属支部干事会上作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的报告。他具体分析了托派产生的原因，提出要把这一问题提到下层去，指导同志们讨论与坚决地肃清一切机会主义——反对派的活动。10月5日，政治局通过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决定：各级党部如发现这种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经讨论后，仍坚持取消主义思想，不服从党的策略、不服从党的决议的，应开除出党。

    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周恩来找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反对派首领陈独秀谈话，对他进行帮助和挽救，要求他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但是，陈独秀和其他托派分子没有听从劝告，继续在党内进行反党宣传和非组织活动。于是，中央采取了组织措施，将陈独秀等开除出党，解决了托陈取消派的右倾宗派活动问题。

    解决托派问题与处理由于“立三”路线引发的派别问题相比较，算是最简单不过的了。

    1930年3月初，周恩来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他离国后，李立三在中共中央内部起着主要的决策作用，不久就走上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道路，形成了“立三路线”。1930年8月，周恩来回国。他立即在实际工作中着手纠正立三错误在各地的贯彻，使全党工作重新转移到正常轨道上来。9月下旬，他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纠正了立三路线错误。但是，共产国际却批评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留苏回国不久的王明等人为夺取中央领导权力，借机开展了派别活动；一些原来对中央不满的人如罗章龙等，也到处制造纠纷。对此，周恩来认为在处于极端秘密的特殊环境下，这个问题不宜在党内扩大讨论，要求王明等人站在巩固党的立场上来做工作，不允许不经过组织而走到分裂党的方式上去。强调政治意见可以发表，但不可妨害工作。

    王明等人却有恃无恐，罗章龙等人也继续活动。周恩来等到处解释，舌干唇焦，也无法平息风潮。

    不久，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等以国际代表身份来到上海。他支持王明、罗章龙等人，召集了四中全会，造成了统治中央领导机关长达四年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会间，周恩来的处境十分困难，事实上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但他针对当时的分裂危机和派别分歧，仍强调要维护党内团结。他指出：

    站在派别观念上来解决问题，就一定会离开党的利益而只顾到派别的利益，这不是布尔什维克党允许的。

    当时，经过四中全会，中央威信被剥夺殆尽，党内思想极度混乱，小组活动到处都是，情绪严重对立，正常的党内讨论已难以进行。罗章龙等正在酝酿成立第二中央，王克全等正在准备成立第二江苏省委，全党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分裂的现实威胁。

    尽管周恩来自己遭受了不应有的打击，他仍然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他没有为自己解释，而是恳切地说服许多同志不能意气用事，要在四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机构领导下团结起来，使党避免出现大的分裂。

    罗章龙、王克全等不但没有收敛，相反更派人四出，到处串连，煽惑鼓动，加紧分裂党的活动。周恩来代表中央同罗章龙、王克全谈话，严厉批评他们，要他们立刻停止活动，认识错误，回到党这边来。他告诫说：分裂和反对党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这次谈话没有生效，王克全态度蛮横地大吵大闹。最后，周恩来要他们慎重考虑，限三五天内作出答复。

    后来，鉴于罗章龙、王克全不向党做出回答，中央政治局采取了坚决措施，决定开除罗章龙的中央委员及党籍，开除王克全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使党内局势稍为稳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