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主要是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统一战线工作。他每次外出回到延安，总要详细了解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伙食好不好。有些什么吃的东西，他总要先送给毛席和朱总司令。有一次，工作人员给周恩来领了点水果，他马上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有没有？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有没有？听说送去的比这还多还好，周恩来才高兴地吃了。

    1945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同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行前，他为了保证毛主席的安全，起草了中共中央给重庆办事处处长钱之光的指示电，对毛泽东的安全警卫、住房安排、饭食习惯等都作了具体安排。在毛泽东外出时，他都同车陪同。有一次，毛泽东和周恩来应蒋介石邀请，在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公馆里住了一天。一到那里，周恩来就嘱咐警卫人员：要仔细检查，各个角落都要查到，看有没有爆炸品和燃烧品等物。警卫人员检查后，他仍不放心，又亲自检查，床上、床下、枕头都看过，在椅子上也先坐一坐，然后才让毛泽东进去。毛泽东住下后，他又嘱咐警卫人员：保证房内不能离人，不要让别人进来。在宴会上，人们拥上来，争着向毛泽东敬酒。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健康，周恩来都接过来，替毛泽东喝完那一杯又一杯的酒。

    毛泽东到重庆时，最初住在国民党安排的房子里，后来才搬到八路军办事处。为了不影响毛泽东工作和休息，周恩来指示大家收起了木板拖鞋，把住在楼内的孩子们也迁出来了。他亲自检查给毛泽东准备的床铺，到炊事班告诉炊事员注意饭菜卫生，嘱咐说：毛主席喜欢吃辣椒，你们每餐要准备一小碟。他自己特意搬到毛泽东住室对面的房间，随时协助毛泽东工作，照料毛泽东，同时还组织同志们日夜轮流值班，加强保卫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每次检阅、开会或有重要活动，凡是毛泽东要出席的，周恩来总要对场地、道路、设施进行认真细致的检查。连地毯平不平，地板滑不滑，椅子稳不稳，他都要亲自走一走，坐一坐，直到万无一失才放心。一次开会时，周恩来发现毛泽东要经过的一个门槛有暖气回水管，便立即嘱咐身边的警卫人员守在门槛边，防止毛泽东到这里绊倒。周恩来走了后，警卫人员把这个任务交给服务员，自己就跟着周恩来去了。周恩来一见他，就批评说：我不是要你守在那儿等候毛主席吗？快回去。

    毛泽东出席的会议，一般都要拍照拍电影。周恩来常常先把摄影记者、摄影师召集在一起，亲自交代拍摄毛主席的镜头时应该注意的事项，甚至连什么时候去拍最好，什么时候不要去干扰毛主席，都讲得详详细细。他还经常提醒拍电影记录片的同志，不要把灯光打在毛主席的眼睛上，指示电视记者要练基本功，要又红又专，做到用最短的时间拍好毛主席的镜头。

    摄影必须要有强光照射。周恩来担心灯光损害毛泽东的健康，就指示有关部门改革灯具。他还亲自过问灯具在毛泽东会客处的安装角度。在他的关怀指导下，有关部门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创造出一种既能照片，又不危害人体健康的灯具。

    有一次，毛泽东患了眼病。医生决定使用一种新眼药进行治疗。周恩来亲自把眼科医生找来，详细询问这种眼药的性能，是否有刺激性。医生一一回答后，他还不放心，叫医务人员先给他点在眼睛里做试验，亲自体验到没有不舒服的感觉，才同意给毛泽东送去。

    1972年后，周恩来自己身患绝症，仍时刻将毛泽东的健康记挂在心。毛泽东患病后，他经常探望守候，细心听取医疗组同志的汇报，并作指示。对于医疗组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他总是亲自处理，热情鼓励和支持医护人员的工作。

    周恩来和朱德的友谊早在1922年就开始了。朱德的女儿朱敏一直住在成都外婆家。为了革命后代的安全和教育问题，周恩来在1938年就派人找到了朱敏，准备亲自带她到延安。邓颖超专程去成都接，但由于外婆舍不得而未成行。后来，国民党反动派几次到朱敏外婆家搜查，并抓了她的姨妈，试图查出朱敏的身份。周恩来得知后，立即设法将她救出虎口。他还亲自出面，为朱敏准备了国民党签发的从四川去延安的通行证。此事他从不对别人讲，甚至连朱德本人也不知情。

    全国解放后，朱德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周恩来对于这位老战友更是精心照顾，体贴入微。一次，在北戴河开会。周恩来考虑到朱德年龄大、子孙多，便把他安排住在离海近、设备好的房子里，而自己却住在一所又小又暗、离海较远的房子里。

    现在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的一条红色毛毯，是周恩来和朱德之间浓厚情谊的纪念品。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常常披星戴月往返于延安、西安之间。当时正值严冬，冰封雪飘，朔风呼号，朱德便把董振堂将军送给他的毛毯转送给周恩来御寒。抗战爆发后，朱德率领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周恩来又把这条毛毯回赠给朱德。就这样，一条普通的毛毯，在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之间转来转去，伴随他们度过了难忘的岁月。

    周恩来对党内其他许多老同志，同样非常尊重，十分体贴。董必武、吴玉章在重庆时，周恩来亲自布置工作人员将饭菜送到他们房间里，自己却到食堂和大家同桌共餐。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时，周恩来看到吴玉章住的民房窗户纸破了，没有及时糊好，立即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总务处的同志。他说：天已经冷了，刮起风来老人最容易受凉，为什么没有注意到呢！应该赶快糊好，而且对所有老同志的房子统统检查一遍。

    在革命斗争中，许多重要负责同志都壮烈牺牲了。对烈士的后代，他千方百计地保护和抚养。烈士李硕勋的儿子李鹏，从小就在周恩来和邓颖超无微不至地关怀下成长。1945年11月，李鹏要离开延安上前方去，他向周恩来和邓颖超告别。当周恩来知道李鹏已经入党时，很高兴地对他说：光组织上入党还不行，还要从思想上入党，只有思想上入党，才能像先父那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他和邓颖超把朋友特地从重庆捎来给自己的一床丝棉被套送给了李鹏，而自己仍然盖的是洗得发白的普通军用被。

    周恩来处理领导群内关系就是这样：同志的安危冷暖、衣食住行，他时刻牵挂在心，桩桩件件安排妥帖。而他自己为人民呕心沥血，从不索取丝毫代价。一旦别人做了好事，哪怕是点点滴滴，他也始终铭记在心，永不相忘。

    在充满艰险的长征路上，周恩来得了伤寒病，连续几天发高烧，吃不下东西，身体虚弱到了极点。他不得不坐上了担架。当时，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坚持要给周恩来抬担架。在那荒无人烟的草地上，饥寒交加，干部战士也都身体无力。杨立三和战士一起，抬着担架。他的双肩磨破了，脖子一歪就痛，走出草地就累病了。周恩来十分痛惜抬担架的同志，他多次挣扎着从担架上爬下来。十九年后，担任总后勤部部长的杨立三去世，已经是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不但一定要参加杨立三的葬礼，而且无论如何要亲自给他抬棺送行。这是一种多么深挚真切的战友情、同志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