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把党和国家从灾难中拯救出来，周恩来挺身而出，忍辱负重，苦撑危局十年。他为最终结束“文化大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云说：“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邓小平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胡耀邦说：“我们全党同志都深深地理解，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极端复杂的特殊条件下，周恩来同志为保护党和人民，作了何等可贵的贡献啊！”

    周恩来之所以能苦撑危局十年，与他炉火纯青的公关艺术有很大关系。如果说，周恩来是一个饱经风霜、经验丰富的老艄公，那么，正是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中，紧紧地把握着船舵，小心翼翼地躲避着急流险滩中的各种漩涡和暗礁，坚定地驶向既定的目标——在尽可能地减少损失、维持国家生活继续运转的同时，因势利导地努力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等待着历史的转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觉醒。

    当时，他的战友们、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由于各种原因先后被打倒或“靠边站”了。毛泽东认识上的迷误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肆虐横行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在全局上坚持“左”的错误指导方针的同时也曾制止纠正过某些局部性的具体错误；林彪、江青等人既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集团，但又在党内占据着合法地位。这些情况异常复杂。要实现既定目标，就要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无限忠诚同善于在实践中进行一切必要的妥协、机动、通融、迂回、退却等等的方法结合起来”，才能获得成功。

    周恩来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的领导群关系十分讲究策略，讲究分寸。

    在对待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时，总的来说他不可能不跟着走，否则自己也难以保住，因此有时也不能不说一些违心的话。但他利用一切机会和可能，对毛泽东“左”的错误思想，表明看法、提出建议；或是尽可能地从积极方面加以解释和引导。如1966年10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不同意这一提法。为此，他专门找毛泽东，表明自己的看法，说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这样提合适吗？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后，周恩来保留了自己的意见，而在以后多次接见群众代表的讲话中反复强调犯“资反路线”错误，是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毛泽东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周恩来立即把它作为与林彪、江青一伙煽动“停产闹革命”进行斗争的武器。他亲自主持讨论修改了《人民日报》1966年11月10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指出：

    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

    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里搞文化革命，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

    针对林彪、江青一伙鼓吹什么“革命抓好了，生产自然会好”，周恩来多次申明：“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上去。”

    对毛泽东在某些局部性问题上的正确意见或曾在历史上提出过的正确思想，周恩来总是坚决贯彻落实。如1966年8月29日夜，某学校红卫兵抄查了著名人士章士钊的住宅。30日晨，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接信后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随即严厉批评了有关人员，责令当即送回抄走的全部书籍，并派人前往保护章宅。周恩来还利用这一机会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

    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沙千里、张奚若

    （1） 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副主席

    （2） 部长、副部长

    （3） 政副

    （4） 国副

    （5） 各民主党派负责人

    （6） 两高

    （李宗仁）

    同年9月1日，周恩来又命三○一医院准备接收章士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等入院，对他们加以保护。

    1972年，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刘建章无辜被捕及在狱中受到迫害的情况。毛泽东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周恩来接到批示后，当即给公安部、交通部和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写信，信中说：

    请你们联合起来办三件事。

    一、 将刘建章保外就医。按他身体病状，或送阜外医院，或送工农兵医院，并通知其妻刘淑清及其子女家属去看望刘。

    二、 将刘建章全案结论抽出送国务院先念、登奎同志批。

    三、 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当面提出过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再在年内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要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