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执政过程，按照执政主体对于执政客体的把握方式和作用方式，按照执政的主客体双方在相互作用中结构起来的关系模式，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强求之境”、“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

    强求之境，是以强权为核心原则而形成的一种执政过程。在这种执政过程中，执政者依仗强权手段，迫使社会公众以奴仆的身份臣服于自己，迫使社会公众放弃自己的一切权利和主体自由意识，绝对地服从执政者的驱使。这种执政的过程，完全忽视了公共关系，执政者也毫无公关艺术可言。

    有我之境，是以合理控制、合理调节为原则而形成的一种执政过程。在这种执政过程中，执政者以理性代表的身份出现，社会公众以服从理性的名义服从执政者。各种法规、原则、规范把执政者与社会公众联系在一起，构筑了一个执政体系。帮助执政者的主要是理性，而不是公共关系。人在某种程度上异化为体制理性的工具。

    无我之境，是在理性控制基础上，执政者与社会公众和谐一致、情意相通的一种执政过程。在这种执政过程中，尽管执政也是按照各种法规、原则的要求在正常运行，但社会公众并不感到自己与执政者之间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反而处处觉得自我个性的存在，一切过程都成为自己人的有效努力，一切成功都可以说是我之自然。这种执政过程，依仗的是在法规、原则基础上的公共关系，是执政者绝妙的公关艺术。

    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善用人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其所言，意在使执政者要善于得人之力，而不专仗自己之力；而要善于得人之力，就不能凌驾于社会公众上，而要居于其下，要谦卑礼下，搞好与社会公众的关系。从公共关系的角度来说，老子这番话，说的就是执政者依靠公共关系，造成“无我之境”的执政过程。对此，老子说的另一句话可以引为注脚，那就是：“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这句治国格言告诉人们，它不认为执政是执政者对于社会公众的绝对控制和精确操纵，而认为执政的整个过程应是社会公众自觉行动的过程，从而使全社会公众自动地为实现执政目标而奋斗的过程。执政者要做到这一步，靠的是公关艺术。

    周恩来在世执政的二十六年，中国也经历了众多的灾难——既包括天灾，也包括人祸。天灾有三年自然灾害，人祸有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深重的浩劫。但是，人们在当时并没有失去对他的信任，乃至于周恩来的名字就是一种具有巨大号召力和巨大组织力的行政力量，能够在人民心中引起强烈的感情冲动。这种感情冲动所引起的自我驱动和自我约束是任何理性制约所难以达到的。为了度过三年自然灾害，六十年代初，党中央和国务院做出了大力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的决定。到1963年6月，全国共精简职工约2000万，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这样一件影响人们切身利益的大事，不但没有引起骚动，而且被减者都很愉快。而周恩来的逝世，在国内形成了一次任何理智的宣传都无法企及的行政动员。他去世后，人民仍然亲切地感觉他的存在，把他引为亲人、朋友、兄长。

    周恩来十分重视执政过程的公关艺术。他曾经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处于领导地位的，应该主动地和各方面搞好关系。”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精神上要有这样的气概，“在千军万马中敢于与人家来往，说服教育人家，向人家学习，团结最广大的人们一道斗争，这样才算有勇气，这种人叫做有大勇。”

    周恩来说过一句最能表达其执政过程的公关艺术精髓的话。“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他指出，对群众“主要用说服的方法，不用行政的方法。只有在情况紧急时，才用命令的方式。”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因此造成了“无我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