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这种严肃认真的精神，虚心求教的态度，不仅使在场的中国同志深受教育，也深深打动了外宾的心。该访华团成员常山升回国后，又专门找了从事农村研究的菅沼正久教授一起再次访华，向中国有关部门作了详细介绍。

    周恩来了解情况很强调实事求是。他指出：“是好是坏，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

    1961年5月，周恩来到河北省武安县进行调查。调查前，他先在邯郸听了三天汇报，然后深入武安县伯延公社作了五天调查。五天中，他找了公社、大队、生产的干部和社员群众谈了话，开了座谈会，每天坚持同社员群众同吃一锅饭，结果获得了许多真实的情况，他打电话向毛泽东汇报说：

    （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我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解散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

    （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现在社员正在展开讨论。

    （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但是已有发展。办法是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因此，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四）邯郸专区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不收，棉花和秋季作物还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

    这样，经过深入调查，周恩来对“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偏差，提出了正确的处理意见。

    周恩来对工作汇报看得很仔细，总要圈圈点点。同时，他不仅听部长司长的意见，还常常注意听主管科员介绍情况。他说：“我要先恭恭敬敬地当学生，特别是要听主管同志的意见，然后我才能提出指导性意见。”

    1969年9月30日夜，周恩来刚刚结束国庆二十周年宴会，就召集有关部门讨论“报时”问题。当时，新华社写了一篇稿件，报道中国“报时”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稿件送到周恩来处，周恩来决定先征询有关方面意见，调查研究后再批示。

    在会上，周恩来先问国家科委负责同志，什么叫标准信号？标准时间在科学上怎么解释？那位同志站起来，坦率地说他也不清楚。

    “好吧，坐下来。”周恩来看看参加会议人的名单，其中有南京、上海天文台两位青年天文工作者。他询问了他们的年龄、籍贯、学历和工作职务后，高兴地说：“我们就请这两位青年同志给我们讲讲吧！”

    上海天文台的同志由于是第一次和总理见面，说话有些紧张。周恩来和蔼地说：“我们都是同志，不要紧张嘛！今天我是向你请教，我是你的学生。”这位青年同志消除了紧张情绪，侃侃而谈起来。周恩来对他的回答很满意。

    接着，周恩来又询问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时的标准信号是从哪里来的、精度是多少等问题。当他了解到我国报时台是使用石英钟，每天定时收听日本东京报时台来校正时，严肃地说：“你们播放东方红，可是它的精度来自日本，你们又说我们报时精度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人家揭穿了，说东方红来自日本，你们怎么回答？”

    沉寂了片刻，周恩来又语重心长地说：“矛盾没有解决，矛盾在于我们的标准钟不先进，不要靠洋拐棍来校正，你们要下决心研制先进的标准钟，赶上了，超过了他们，甩掉了洋拐棍，到那时再发布，不要急嘛！”

    最后，周恩来对在座的同志亲切地说：“我有很多重要工作，为了这件事，我都放下了。今天我才知道，我们的标准信号还是来自日本。”又说：“这件事本来不用我来管，国家科委没有搞清楚就上报，为什么要在‘十一’发表呢？”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你们要抓紧研制铯原子钟、更先进的原子钟。我们解决了，确定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再发布消息有什么关系！说定了，这条新闻不发表了，电台也不要广播。”

    散会时，周恩来对上海、南京天文台的两位青年说：“谢谢你们，你们帮助我学到了知识。”散会后，他走到门口又折回来对有关负责人嘱咐：“安排这两位青年同志到天安门观礼台，参观国庆节的庆祝活动。他们是我请的客人。”他想得这样周到，使两位青年天文工作者感动得热泪盈眶！

    后来，过了十五年，我国的报时技术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介如实给予了报道。

    百家争鸣博采众议

    决策离不开发扬民主。发扬民主，是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执政者公共关系工作的重要内容。只有充分发扬民主，让各种意见都讲出来，各种方案都提出来，才能从中进行比较和鉴别，把最好的意见和方案都集中起来。

    周恩来在这方面也是执政者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