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赫赫有名的檄文是否治好了曹操的头疼，我们无法考证，事实是从中就可以看出，曹操的先天政治资源实在不怎么样。由于他那不光彩的出身，当时的主流社会的所谓名士起先是瞧不起他的。而这些当时的名士和世家大族的实力是相当强大的，可以说是当时政府机构的主要构成力量。

    东汉时代的人才选拔制度，是叫地方长官每年选举地方上的孝廉推举给中央，称为郎，或者叫郎官。只有担任了郎官在郎署历练几年之后，才能正式进入仕途做官。比如曹操的履历就是：“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徵拜议郎。”也就是说，不被推举为孝廉的话，是无法做官的。而所谓的孝廉，基本上都是在读书人中产生的，也就是说，东汉政府是士人政府，读书人的地位之高，是毋庸置疑的了。但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在东汉时期，造纸术刚刚被发明，还没有得到普及，而印刷术则更是在很久以后才被发明的，这样一来，读书就成为了少数人的特权。古代书本必须传抄，一片书简只能写二十来字。抄一本书，其费时费力可想而知。帛是丝织品，其贵重也不言自喻。而且要抄一本书，必须不远千里寻师访求。因此读书求学，便有着极大的限制。但若你便生在一个读书家庭中，那一切困难，便都易解决了。因此虽然官位不一定能世袭，但书本可以家传，虽然不是世代簪缨，却是世代经学。世代经学，便可以世代跑进政治圈子，便无异于原来的封建传袭的贵族了。因此当时一个读书家庭，很容易变成一个做官家庭，而同时便是有钱有势的家庭。这样一来，地方上推举的孝廉，往往也就落在了有数的几个家庭之中，便形成了世族大族。而这些世族大族，在地方上也就有了所谓的“郡望”了。

    了解了这个背景之后，再来看当时的名士和世家大族的力量，就很容易理解了。

    先来说说名士。所谓的名士，指的是那些非常有名望的读书人，或者说是天下读书人的精神领袖。这些名士，当他们还在野隐居的时候，虽然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权力，但却因为他们的名望地位，代表着当时的舆论导向和读书人的价值取舍观，而拥有极其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东汉末年比较有名的名士，如许子将、桥玄、司马徽等人，不仅可以影响天下读书人的价值取舍观，甚至能够影响到实权人物的人事分配。比如小霸王孙策平定江东的时候，勇将太史慈自告奋勇要去与他对敌，他的上司扬州刺史刘繇就讽刺他说，我要是用你做大将，许子将岂不笑话我不识人？而刘备之所以重视诸葛亮，愿意降尊纡贵三顾茅庐去拜访他，也是受了荆州名士司马徽与庞德公的影响。而曹操杀了名士边让，就激起了兖州士大夫的强烈反抗，甚至连他的心腹部下陈宫都因此而背叛了他，勾结吕布霸占了他的老窝，差点将他逼到走投无路的地步。后来曹操就学乖了，对于另一个名士弥衡，就采用了借刀杀人的计谋，不敢亲自动手了。由此可见，这些名士的影响力量有多大。

    再来说说世家大族。事实上，正如上面所说，由于纸张、印刷等客观条件的限制，读书一直是少数人的特权，也就是世家大族的特权。因此从西汉汉武帝开始，一直到唐朝科举制度的实行，这数百年的时间里，世家大族从来都是政权的统治力量。

    世家大族的力量究竟有多大？西晋的王导、桓玄家族可以控制整个朝廷的命运。唐朝时期的名门望族甚至不屑于与皇帝结亲。而在三国时期，各地诸侯无一不是在世家大族的扶持下才得以割据一方的，如刘表得到了蔡、蒯两族的帮助统治了荆州，陶谦、刘备都是依靠糜（竺）、陈（登）家族的帮助才能统治徐州，孙策得到吕范、孙河等大家族帮助得以平定江东，其中最厉害的就是袁绍。袁门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布天下，有了这样的背景，袁绍甚至敢当面与董卓叫板，拔出宝剑说：“天下健者岂惟董公！”而董卓竟无奈他何。后来诸侯联盟讨伐董卓，袁绍成为当之无愧的盟主，凭借的是什么？依旧是他世家大族的身份而已。《后汉书》上说，“是时豪杰既多附绍，且感其家祸，人思为报，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为名”，可见袁家的社会地位之高。

    由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由于出身的缘故，曹操最初起兵的时候，与袁绍等人比较起来，他的政治影响力是相当小的，甚至可以说是负面的。他不仅没有获得政权的主要构成力量——读书人的支持，反而被他们所轻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来看曹操的崛起，就更能理解曹操的政治才能。

    曹操与袁绍对话时说：“吾任天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那么，曹操的出身不好，又没有道德和人格的感召魅力，如何才能将天下的“智力”团结到自己的周围，又以什么样的“道”而“御之”呢？

    曹操起兵的时候，论将领不过夏侯敦、夏侯渊、曹仁、曹洪等数个有着血缘关系的宗族兄弟而已。论兵力，不过五千（“陈留孝廉卫兹以家财资太祖，使起兵，众有五千人”）。而这五千军马，在追击逃往长安的董卓的过程中，“战不利，士卒死伤甚多”，差点连他自己的小命都丢在了那里，还是幸亏同族兄弟曹洪将马匹让给他骑才逃过一劫。接着呢？《三国志?武帝纪》上记载，在这次战斗之后，“太祖兵少，乃与夏侯敦等诣扬州募兵。”——像募兵这种下级官吏就能做的事情，也需要曹操亲自去做，可见他当时状况之窘迫。

    更要命的是，募来的兵竟然还闹起了叛乱，“夜烧太祖帐，太祖手剑杀数十人，余皆披靡，乃得出营，其不叛者五百余人。”——真是苦到了极点。后来好不容易才募到一千多兵，在河内驻扎。我们大致上计算一下曹操这个时候的兵力，再多也不会超过五千人，甚至连一个稍稍强大一点的地方豪强都不如，更不用谈与那些诸侯比较了。当时群雄逐鹿，诸州郡互相兼并来扩大自己的力量。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曹操的这点力量，不要说建功立业了，甚至连自保都很困难。因此曹操首先要做的，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生存下去，不会被别人兼并。

    怎样才能保住自己不被别人所兼并呢？第一要手中有兵。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第二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地盘作为根据地，养得起自己的兵。“有兵斯有地，有地斯有民，有民斯有粮，有粮斯有兵”，这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初平三年，也就是公元192年，曹操终于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青州黄巾攻入兖州，杀死了刺史刘岱。曹操在鲍信、陈宫等人的协助下，担任兖州牧与青州黄巾交战，并最终降服了他们，收编其中的精锐30万，号为“青州兵”。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曹操才拥有了自己的根本——兖州这块地盘与青州兵这份武装力量，因此史学家都认为“魏武之强自此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