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来看看曹操是如何拉拢这第三集团的。

    上面已经说过，曹操由于出身的缘故，并不被当时的士人所看重。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曹操集团中占据着非常重要地位的谋士如荀彧、郭嘉等人，最初选择的主子都是名门世家出身的袁绍，只是眼见袁绍不争气不值得辅佐才不得已选择曹操。这些具有识人之名的谋士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士人了。因此，为了树立形象，拉拢人心，曹操手下的谋臣们，就给他出了一个点子，那就是将代表汉室正统的皇帝抓在手中，“挟天子以令诸侯，奉诏命以讨不法”。

    在公元196年，曹操奉迎汉献帝，定都许昌，以皇室的代言人自居，从而拥有了政治上无与伦比的优势。此后的曹氏集团高举汉帝这张政治牌，讨了很大的政治便宜。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名誉董事长”——实际权力在“总经理”曹操手中，但整个政治势力的名义领袖却是汉帝。

    有了以皇帝为首的东汉政府在身边，曹操就找到了名正言顺的“道”，实现了政权两面性的辩正统一，无论士人们在主观上是向汉还是向曹，客观上都不能分开。《三国演义》中关羽提出的“降汉不降曹”就代表了这种观点。但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说法，正如曹操所言，他就是汉丞相，降汉就是降曹，只不过说法好听了一点而已，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但别小看了这一点。清朝人赵翼在谈到荀彧弃袁绍而投奔曹操时说：“彧计诸臣中，非操不能削群雄以匡汉室，则不得不归心于操而为之尽力，为操即所以为汉也。”赵翼的说法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很多士人不得不为曹操服务的事实。也就是说，曹操的所作所为符合了第三集团的政治理念，他对第三集团的拉拢因此而成功了。

    然而，这个“道”有个先天性的致命弱点，而且是无法克服的，那就是：随着曹操权力的不断增大，他的利益不仅不再代表汉室的利益反而威胁着汉室利益时，就与第三集团的政治理念产生了根本性冲突，从而发生了碰撞。在这种冲突碰撞中，第三集团的一部分人承认了事实的不可逆转性，即所谓的“天命”，放弃了自己的政治理念转而为曹魏政权效命，如刘晔、王朗、华歆等人；而另一部分人，则成为了曹操打压的对象，如荀彧、孔融等人。

    在这些人物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个人是刘晔和荀彧。

    刘晔出身于汉室宗亲，是汉光武帝儿子阜陵王刘延的后人。他出身名门，很年轻的时候就为当时乡人所敬重，曾单枪匹马收服扬州地区的多股盗贼势力，智勇兼备，非常具有才干。按照道理说，他既是汉室宗亲，又如此有才，即使没有像那个卖草鞋的大耳贼刘备那样割据一方的野心，至少也不应该帮助曹操覆灭汉室政权才对，但他却是曹魏政权的忠实拥护者之一。《三国志》上记载说：“晔在朝，略不交接时人。或问其故，晔答曰：‘魏室即阼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仆在汉为支叶，于魏备腹心，寡偶少徒，于宜未失也。’”其小心谨慎如此！

    关于荀彧的事迹，凡是略略了解三国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得很清楚。他是曹操最重要的谋士之一，为曹操筹划过许多重要的战略决策，然而，他出身于官宦世家，对汉室政权还具有一定的忠心，因此，当曹操“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表示出对汉室政权的威胁之意时，“彧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曹操的行为与荀彧的政治理念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而这种冲突的结果，则是荀彧被曹操疏远，郁郁而死（也有说法是被曹操毒死的）。至于孔融，则更惨了，身死族灭，成为了曹操杀鸡儆猴的最佳对象。

    但不论如何，曹操终于不敢（愿）在自己手中灭掉汉室而自己称帝，就是对舆论和这些力量有所顾忌。

    就这样，在组建了以第一集团为核心，第二集团为外围，同时拉拢并控制第三集团这样的一个政治军事班子之后，曹操依靠着这个班子，终于完成并巩固了整个曹魏政权的力量，实现了他建功立业的理想。

    纵观整个曹操集团，我们会发现，曹操本人各方面杰出的才能是组建、稳定和统帅这个集团的关键：刘备三顾茅庐请来了诸葛亮，诸葛亮则成为刘备集团中后期的核心；孙权则前有父兄的基业后有周瑜、鲁肃、陆逊等人；而在曹操集团中就只有曹操一个人是绝对的领袖与核心，政治、军事其无所不能，集团中的任何一种势力都不可能颠覆曹操，也不能不听命于曹操。及至司马懿之时，则世易时移，又是一番田地了。况且，从权力集团的稳定性来说，曹操之后，曹氏集团仍然强盛，曹操的儿子也比刘孙二位的后人强多了，更不用说其集团中的文臣武将人才济济。读《三国演义》，有人说，诸葛亮一死，三国时代也就基本结束了：虽然暂时还是维持着三家的局面，但已经无人能再制约曹魏，曹魏一统天下是迟早的事了。

    乱世之崛起后，在治世方面，曹操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纵横捭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等方面也颇有可称道之处。比如曹操命陈群创设九品中正制，就是因为汉末天下大乱，一切制度全归紊乱，朝廷用人没了标准，尤其是武人在行伍中滥用人员，不依制度而行，不仅与当时士人政府的传统不符，而且很有可能造成武人擅权的局面。九品中正制将各地流亡在中央的人士分别记录登册由吏部斟酌任用，形成固定制度，让士人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让政府有了录取人才的标准，不仅拉拢利用了读书人，而且对于整个国家的安定稳固也起着重要作用。还有建安元年实施的屯田制，保证了军粮，安置了流民，对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由乱变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立刻就风行全国，甚至连作为其对手的蜀汉、孙吴两家都采用了这一制度。

    治世之能臣也好，乱世之奸雄也罢，事实上，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就是这类英雄人物表演的大舞台。当天下纷乱之时，往往是群雄并起。初时看的是军事实力的强弱，人多则势众，但几个回合走下来，更多的却要较量领袖的政治才能。这种政治才能是一种综合素质，包括曹操所表现的奸和能，也有刘邦式的赖皮，也有李世民那样的胸怀襟抱和人格魅力，也有武则天所展露的很辣权谋等等，无论如何，总得有几方面的杰出和过人之处，否则，只能是政治舞台上的匆匆过客。曹操同时期的各路诸侯，也不都是泛泛无能之辈，但与曹操相比，还是等而下之了。

    正如我们前面一再强调的，政治家的根本是自己的队伍和势力，作为一个想有所作为的政治家，必须在此方面花费心血，这样才能有实现自己理想的本钱。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短期的崛起到长久的霸业，根基扎得越牢固，则枝叶就会越繁茂——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虽说一切皆如过眼烟云，但曹操响亮的声音却会回荡在历史的殿堂：

    “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