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实际工作的压力和责任，又专门挑干事情的人的错——老百姓称之为“站着说话不腰疼”，而对实际工作的人来说，非常头疼这些慷慨激昂唱高调的家伙，往往会无可奈何地长叹：“书生误国啊！”如当年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就差点被这些唱高调的清流毁掉一世英名，李鸿章独撑晚清危局，无时无刻不受到舆论的攻击……

    大多数慷慨激昂的清流是“天下为公”，认为自己是在为江山社稷着想的，否则，就不成为清流，而成为“浊流”了。

    在中国政治史上，这样的“政治评论家”圈子是屡见不鲜的，他们往往会左右社情舆论，对政坛也有一定的影响力——有好的影响也有坏的影响。总体来说，这个“清流”圈子还是基本上可以归入第一个层面的。但因为他们只是“动口不动手的君子”，即使他们位居要津，掌握了权力，往往也难有实际建树。

    明时的天启年间，东林党由于扶持熹宗即位有功而命运出现了转机，当时的首辅刘一景、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礼部尚书孙慎行，兵部尚书熊廷弼，都是东林党人或东林的支持者，可以说明朝的军事、政治、文化、监察和人事大权全都被东林掌握，他们从在野的清流成为了主持朝政的主要力量，《明史》记述此时：“东林势盛，众正盈朝。”按理说，这是他们治理国政的最佳时机。然而，东林党人的先天不足之处很快就暴露无遗。

    当时的另外一大政治势力是阉党——以魏忠贤为核心人物的宦官集团。熹宗不喜欢管理朝政，只喜欢木工，经常沉溺于此，不觉厌倦，而魏忠贤总是等熹宗做木工的时候故意拿出一大堆奏章出来让熹宗批阅，而熹宗这时总是不耐烦地让魏忠贤去处理，时间长了，朝中大小事务都由要先请示魏忠贤，魏忠贤也就实际控制了朝政，被东林排斥的齐楚浙诸党也争相依附魏忠贤。魏忠贤排斥异己、收罗爪牙、建立了遍布各地的特务网络，时人甚至称之为“九千岁”。

    阉党的行为引起了正直官员的痛恨。但书生君子难敌小人，他们惟一的手段就是上书弹劾，可碰上一个昏君，对魏忠贤宠信有加，这样的招数岂能奏效？反过手来，魏忠贤对东林党采取了残酷的镇压行动，他借熊廷弼事件，诬东林党的左光斗、杨涟、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等人（后来这五人加上自杀的顾大章被称为 “前六君子”）有贪赃之罪，大肆搜捕东林党人，许多著名的东林党人冤死狱中，天启六年，魏忠贤又杀害了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七人（史称“后七君子”），东林书院被限期全部拆毁，讲学亦告中止。

    曾经掌握朝政的东林党，在短短四年后就被宦官魏忠贤驱尽杀绝，全部覆没，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坐而论道的本领一流，但实际政治中却束手无策，在掌握政权的时候坐失良机。作为当权的群体力量，他们没有赶快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国方案，解决现实问题，也没有对敌人进行致命的打击，而是津津乐道于君子小人的争论中——以君子小人作为分野，凡是他们认为君子的一律赞成，凡是他们认为小人的一律反对，对人不对事，所以很快丧失了在朝中的优势地位，被阉党轻而易举地消灭，成为千古冤案。

    对于此类人物，虽然道德文章俱佳，但在政治上还是稚嫩了些，我们也只是点到为止，不做过多的讨论了。

    第二个层面可简单定义为利益集团。这部分的人物相对前一部分来说，要“低级”一些：他们的才干和襟抱要小些，地位也低些，在圈子中也多属于二流人物，但他们人数众多，枝叶繁杂，是政治系统中承上启下的骨骼部分。他们所结成的圈子是一个建立在现实利益基础上的集团。

    公正地说，这些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胸无大志自甘平庸的。初出道时，他们也同样有理想有追求，是想干事业的热血青年。但理想往往在现实面前被击碎，几番碰壁和挫折之后，他们无力改变现状，畏难而退，变得世故和圆滑起来。宦海沉浮，伴君如伴虎，他们开始明哲保身，而且，经过多年的为官生涯，他们已经变成了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者——要保住这一切，他们免不了要媚上欺下，左右逢源，见风使舵……一句话，棱角被打磨掉了，他们庸碌但圆润，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在这个层面，我们还要强调一点的是，他们也非大奸大恶，没有什么为非作歹祸国殃民的恶迹。他们只是官僚系统中的普通人——有较多私心和较少牺牲精神的普通人，这样的人在任何地方可能都是多数，是“枣核”中间圆突部分。本来，世界上就难说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任何人的身上都有“好的成分”和“坏的成分”，大英雄和大奸臣都是少数，中间的大多数是一个系统的稳定成分。

    在政治生态系统中，这部分人群的数量也是最多的，所以，虽然他们不是耀眼的明星，但往往是政治力量的基础。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江湖中恩怨情仇、门户帮派也是一种圈子，圈子会形成一张潜在的大网，把你裹在其中，把你的命运同很多人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