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三大政治势力，李世民利用他们的长处，从中调控，保持平衡，不让其中的哪一支力量凌驾于其他集团之上。例如关陇集团，大部分都是李氏家族的勋亲贵戚，有些还在李唐开国过程中建立了战功，如李神通、李道宗等人。这些人虽然对李唐王室忠心，但如果插手国家政务，则又会成为妨碍。李世民让他们分居各地，一方面可以监督地方，起到镇邪的作用，而另一方面他们地位虽高但却没有实权，不会干预地方行政。而对于山东士族和江南文士等历史悠久根基深厚的豪门大族，李世民一方面利用他们的力量，另一方面下令修撰了《氏族志》对他们加以抑制。《氏族志》的修撰，分化瓦解了山东士族与江南文士之间由于地域、渊源等原因形成的小集团，而将他们统合整一为整体。另外，他采用科举制度录用官吏，打破了南北朝以来世家大族掌握政权的惯例。对于山东豪杰，李世民则尽力加以安抚。这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魏征。

    魏征在历史上，是作为谏臣闻名的。然而李世民早期重用魏征，却是为了用他来平衡各势力。魏征早年与所谓“山东豪杰”有密切关系，他为李世民所用，能够起到“接洽山东豪杰监视山东贵族及关陇集团，以供分合操纵诸政治社会势力之妙用”。翻开《资治通鉴》我们就可以看到，魏征投入李世民麾下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宣慰山东，听以便宜行事”。而其背景，则是玄武门事变结束不久，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部下散落民间，李世民担心这批人与山东豪杰勾连作乱，故派魏征前去安抚。至于魏征后来成为一代贤相，却是意外之收获，并不是李世民初用他时的本意。

    李世民不仅在政治势力之间保持平衡，即使在政府的组织形式上，他也依旧保证分权均衡。唐朝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为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中书省负责政策的制定，门下省负责政策的审核，而尚书省则负责政策的执行。这种制度，和现代西方国家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的制度是有些类似的。权力并不是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而是分散到不同的职能部门，这些部门既相互合作又互相牵制，就能较好地处理各种政务。因此终唐之世，并没有出过特别昏庸的君主。并不是那些君主之中没有庸才，而实在是因为制度完善的关系。

    正是因为这种种平衡制约，再加上一系列的与民修养的经济政策，社会迅速稳定和发展，财富的分配也处于一个比较平均的水平。门阀士族的力量并不如南北朝时期那么强大，陇西贵族的地位也不像魏、周、隋三朝那样高高在上。没有了特殊利益的势力集团的存在，整个社会的风气就会比较平和开放，国力也迅速强大起来，这正是盛唐建立的基础。

    当然，这个基础的建立不仅仅是制度的关系，李世民个人的影响更是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的。

    李世民之能，其实首先体现在“德”。许多帝王和臣子，一味地追求“术”，不修德而研术，实在是舍本逐末的下乘境界。而道德胸怀到了一定的境界，则无招胜有招，因为他每一次的出手都堂堂正正，大气磅礴，出乎本心本性，任意驰骋，无私则无破绽，也自然没有遮遮掩掩——这的确是政治家的最高境界，到了此时此刻，所谓的权术谋略就成了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之堂了。

    贞观初年，有人上书请求李世民清除奸臣。李世民问道：“我所任用的都是贤良忠臣，你知道谁是奸佞之臣吗?”

    “臣请陛下假装发怒，以此试验群臣。如果谁能不怕陛下的震怒，仍敢直言进谏，就是忠正之臣；如果只是顺从陛下旨意，一味阿谀奉承，则就是奸佞之人。”

    李世民听后，哂然一笑，说道：“流水是清是浊，在其水源。君主是政令的发出者，好比水的源头，群臣百姓好比是流水。君主带头伪诈而要求臣下行为忠直，就好比水源浑浊，而希望流水清澈一样，是不合乎道理的。我想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想用伪诈的方法破坏社会风气。你的方法虽然很灵验，我却绝不能采用。”

    贞观三年，东都长安郊区发生蝗灾。李世民到苑中巡视，发现蝗虫就向上苍祷告说：“百姓有过，在我一人，你若有灵，请食我心。”竟然捉了几只蝗虫吞下。

    李世民之能，还在于他的“明”。他鉴于隋末农民起义的威力，认真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认为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隋炀帝不听别人的意见。李世民认为人君即使是“圣哲”，也当“虚己以受人”，决心察纳雅言，让“智者献其策，勇者献其力”。他的臣下也很争气，例如魏征就曾经告诉李世民一条极其重要的道理，那就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李世民纳谏的例子是很多的，可以说是书不胜书。例如他曾经征调兵役培修洛阳的乾元殿，用来做巡行视察的行宫，但被给事中张玄素劝谏之后立刻说：“这是我考虑不周”。又例如中书舍人李百药劝他放宫女出宫，他一下就放出了三千人。此外，为了能够让百官竭诚进谏，他甚至连自己的表情都控制住，总是微笑着听从对方的进言，鼓励对方大胆说话。正因为他的这种虚心纳谏的品质，所以贞观时期百官踊跃进言，可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其中最有名的，当属魏征。

    魏征相貌不过中等人，可他很有胆量谋略，善于扭转君主的心意。有时遇到李世民特别生气，魏征的决心一点也不动摇，李世民也拿他无奈，只好收敛威容。魏征曾请假上坟，回来后对皇上说：“人们说陛下您打算去南山，外面的行装都已经准备完毕，竟没有出发，是因为什么呢？”李世民笑着说：“当初确实有这个意思，后来想想又怕你责备我，所以没有去！”还有一次，李世民得到一只很好的鹞鹰，把它架在自己的手臂上玩耍，远远地看见魏征来了，就赶紧把它藏到了自己的怀里。魏征故意没完没了地禀奏公事，等魏征走了，鹞鹰竟被闷死在怀中。

    由于魏征忠诚敢言，李世民对他也非常器重。魏征病重，他送医送药，并和太子一起到他家里去看望他。魏征死后，他思念不已，对左右的大臣说了如下的话：“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他们君臣二人之间的关系成为千古佳话，这段话也成为千古名言。

    有德有明，天下人才尽为所用，政出令行，能不大治乎？

    以上种种原因，终于促成了“贞观之治”。据书记载，贞观四年，天下大治，判死刑者仅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至于岭，都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出门的人不必携带粮食，可以从道路上随便取食东西。唐玄宗时期的史官吴兢将李世民治世期间的言行编录成《贞观政要》，开篇就明确称赞道：“自旷古而来，未有如此之盛者。”话虽有些夸张成分，但贞观之治，的确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清明政治。

    泱泱大唐，煌煌盛世！太宗世民，千古一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