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凡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聪明绝顶的康熙当然深知这些道理。他虽为天子，但一则年幼，二则自8岁登基，14岁亲政，只有短短数年时间，政治经验和力量对比都处于劣势。朝廷大员虽然也有许多对鳌拜不满的，也有对皇室忠诚的，但到了生死关头，又会如何呢？就像当年曹操陈兵赤壁之时，东吴臣子不大都劝孙权投降吗？道理很简单，他们自己的最大切身利益是做官——至于是做孙权的官还是曹操的官，那倒是次要的问题。同样道理，今天的这些官员也是为了做官，是做他康熙的官，还是做鳌拜的官，很难说啊！

    用我们的“圈子”理论来划分当时的政治形势，可以简单地分出几种势力来：一是效忠康熙的皇室，跟鳌拜不和，或者跟着鳌拜也得不到什么好处的，这几种人是康熙可以倚重的力量；第二种就是鳌拜的党羽，他们的利益已经在鳌拜的大船上，不会主动下船，甚至还想着这条船最好能再大些，走得再远些，以便自己有更多的利益；第三种人是骑墙派，他们的利益就是做官，做谁的官都行，跟谁利益大风险小，那么我就跟谁。

    在这种微妙的局势下，不能轻举妄动，可也绝不能完全不动，或长时间地不动——因为你在政治上越软弱，就有可能帮助你的敌人越强大！有很多中间力量甚至是自己人都会对你失望，转而去投靠敌人，使自己的力量逐渐耗散，再难凝聚！

    政治学的奥妙无穷！

    康熙要动，要不动声色地动，要密，要狠，要准，还要快！

    有一次康熙看史书，看到了汉质帝骂梁冀跋扈将军那一段，他就说：“汉质帝聪明是够聪明的了，却不该将自己的想法表露出来。”

    康熙在暗中准备着。他首先在身边逐渐聚集了索额图、明珠、岳乐、杰书等青年俊才，成为自己的辅佐力量。这些人中，索额图、明珠都是康熙的侍卫，索额图更是索尼的儿子康熙的岳父，而岳乐、杰书则是皇族，已封安亲王、康亲王。这些人与康熙有着共同的利益。

    接着，康熙利用自己年幼，鳌拜轻视自己的优势，故意装出一副爱玩闹的样子，让鳌拜去掉防备心。他挑选一批有勇力的少年侍卫在宫中练习布库（布库即摔跤），鳌拜上朝也不回避。鳌拜以为不过是小孩子的游戏，不以为意，他误以为“帝弱好弄”，“心益坦然”（《啸亭杂录》），未加戒备。

    然而，就是这批小侍卫，最终置鳌拜于死地。

    康熙八年五月，武力夺权的时机终于到来。康熙与索额图密谋，将鳌拜的亲信派往各地，离开京城，又以自己亲信掌握了京师的卫戍权，然后再宣鳌拜入朝，准备在御书房擒住他。而他的祖母孝庄太后在这个时候也帮了他一把，做好了一旦事败如何挽救的准备。

    事实上，康熙的计划是非常成功的。鳌拜根本就没有料想到这个年仅16岁的小皇帝竟然有如此谋略，依旧把他当孩子看待，完全没有做任何准备。因此，当他单人入朝之时，立刻就被那些小侍卫给擒获了。

    康熙谋定而后动，一举拿下鳌拜！

    随后，康熙的善后处理也足见高明。他并没有杀掉鳌拜，而是宽大处理，免于处死，终身监禁；对鳌拜的党羽遏必隆也仅革太师，后还公爵。他这样的处理，将打击点只限于鳌拜一党的主要人物，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清肃。这主要是因为，满人入关时间不长，统治集团内部不宜有大的动荡，再说自己毕竟年幼，还是要变复杂为简单。但鳌拜一党也就此瓦解了，根本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

    康熙夺回权力，经过周密策划，精心布置，不动声色，没有动用大军，没有经过恶战，在社会上未发生重大骚动，所以人们评论他：“声色不动而除巨恶，信难能也”（《啸亭杂录》）。后来对付明珠、索额图二人，也是同样采用只问首恶不问其他的办法，同样也未造成社会骚动。他的政治天才，在擒拿鳌拜这一役中已表现无疑。而远在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在听到这个消息后所说的惟一一句话就是：“以后做臣子的日子，恐怕不好过了！”

    少年康熙在他16岁那年就轻松除掉权臣鳌拜，展现出惊人的政治才华，令天下人震惊不已。然而这仅仅只是第一步，不久之后，康熙就在寝殿的圆柱上写下了六个大字：“三藩、台湾、漕运”。

    这三件事情，就是康熙掌握大权之后所要面对的三大难题。

    而在这三件事中，漕运基本是经济方面的国本，虽然重要但却并不急切，台湾当时还不属于清王朝管辖，还可以算是外敌，心腹之患就是“三藩”——这是政治上的又一大难题。

    “三藩”是指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三人，他们是前明的大将，在清兵入关夺取江山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因为他们是带兵叛变明朝并为清王朝东征西讨，所以他们的政治待遇比前期被俘获而变节的洪承畴要好得多。洪承畴虽然也“位极人臣”，但忙到死也只封了个三等轻车都尉，在北京有了一座大宅子就高兴得不得了，可谓没出息极了。

    这三个汉人王爷可不得了，事实上是三个独立王国，他们有自己的军队和地盘。尤其是平西王吴三桂，兵多将广，云、贵两地的官员任免也是他说了算，财政收入归他使用，还可以自己铸钱，而朝廷每年还要给他们巨大的财政补贴，作为他们养兵之用。“三藩”的费用据估算，可能要占到国库收入的三分之二。

    “三藩”作为政治难题，其分量与当年的鳌拜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鳌拜是满人统治集团内部权臣对君王权威的挑战，虽是迫在眉睫的危险，但铲除鳌拜一人即可大功告成。而“三藩”则牵扯到两大问题：第一是满汉之间的问题，满人入关时间不久，天下虽然已经基本统一，但毕竟是“外族入侵”，根基未稳；第二层面上是中央政府与特殊军功集团、强势地方集团之间的问题，是特殊集团对中央政府和国家统一权威的挑战。

    “三藩”作为清王朝的心腹之患由来已久，但中央迟迟未有作为，实在是怕一旦激起事端，“三藩”举兵造反，中央又没有必胜之把握，天下大乱，很可能满人就在关内无法立足。作为“三藩”的一方，也有很多的顾虑，所以双方都不轻动，维持着一种互有妥协的平衡。

    政治上的平衡是以力量为基础的。谁都没有能力消灭对方时，大家都客气，都会选择等待和拖延。但是，不能消极地等待，要用时间积累自己的力量从而确立自己的优势，如果拖下去对自己并没有好处，而只能增加对方的实力，那就不如早些一搏。

    在当时，康熙也面临着同样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