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不利的因素是：第一，朝廷的威望和颜面都极大地受损，等于承认拿这几个特殊集团没有办法，只能委屈地去拖延和等待；第二，朝廷要继续花大笔的银两去喂养自己的敌人，这样的事情，是锥心之痛！第三，这几个毒瘤不除掉，朝廷始终都要提心吊胆，也要时刻备战，既给敌人开军费，也要给自己开军费，其他的国计民生都得靠边站！

    换作一个一般资质的领导人，可能会接着再息事宁人忍气吞声下去，但康熙皇帝不是这样的人，他要积极主动地解决这个问题。

    在考虑清楚上述种种因素后，康熙皇帝下定了决心，甚至不顾他的老祖母的反对，开始步步为营地逼迫“三藩”自己跳出来。

    机会来了。

    康熙十二年（1673年，康熙20岁）二月，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已经年届70，上书请求回故乡辽东养老。康熙顺势答应他的请求，明令撤消他在广东的“藩领”。

    吴三桂和耿精忠在此政治气候下，也故意上书要求引退。这招是以退为进，行的是一步险棋，希望朝廷表态。吴三桂以为，朝廷对其尚有忌惮，决不敢逼他谋反，因此必会加以挽留，则撤藩之事也就无疾而终。他的预料几乎可以算是正确的，当时，朝廷上主张不可撤藩的占绝大多数，支持撤藩的只有兵部尚书明珠、户部尚书米思翰等少数官员，果然正落入吴三桂的彀中。然而吴三桂却小看了康熙的魄力。20岁的康熙帝力排众议，他认为：“三桂等蓄谋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于是，下令撤藩！

    一石激起千层浪。康熙下令撤藩之后，吴三桂等人起兵反叛，其他人等也乘势而起：京城里有杨起隆举事，察哈尔有阿尔尼叛乱。而且，先后发生京师大地震、太和殿火灾，康熙帝爱后赫舍里氏也崩逝。内忧外患交相煎迫，朝廷上下人心惶惶。这个时候，康熙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下诏削夺吴三桂的官爵，公布其罪状，不久又将留居京师的吴三桂之子吴应熊 等逮捕处死，彻底断绝了朝廷内部骑墙派的侥幸之心。消息传到吴军，吴三桂正在吃饭，闻讯大惊。同时，康熙为了安定惊恐的军心，慌乱的民心，每天游景山，观骑射，以示胸有成竹。有人进行讽谏，康熙置若罔闻。事后他说：“当时我要是表现出一丝惊恐来，就会人心动摇，说不定会出现意外的情况！”他的坚定决心和平静心态，对于稳定大局和安定人心，起了很大的作用。

    经过八年平叛战争，康熙终于取得削平“三藩”的胜利，除掉了威胁满清统治的另一大患。当年，满州第一勇士鏊拜敌不过16岁的少年天子，身经百战的老将军吴三桂也不是生长于深宫的20多岁的康熙的对手，这两场惊心动魄的政治较量全部以康熙的全胜而告终。此后，除了边境和个别地区的骚乱之外，没有人再敢挑战康熙以及王朝的权威了。

    而这个时候，天下才真正实现了大一统，真正表现康熙治理才能的时候到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有句话叫做“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缺乏先明后昏的君主例子。比如唐玄宗李隆基，当他从韦后、太平公主等人的威胁之中夺得权位之后，雄才大略，励精图治，开创出开元盛世，而紧接着，却来了个安史之乱。还有后唐庄宗李存勖，南征北战，天下无敌，最后却死于伶人之手。极端一点说，被列为昏君典型之一的汉桓帝，当他从跋扈将军梁冀手中夺回政权的时候，又何尝不是表现得英明神武？而宦官之祸，却也正是从这位汉桓帝手中开始的。因此康熙擒鳌拜，平三藩，虽然难能可贵，但天下承平，没有明确的敌人之后，康熙会沉迷于享乐吗？须知自古虎头蛇尾者多，善始善终者少啊。

    事实上，除了康熙皇帝主观上的自律和勤勉以外，客观形势上也不容许他过几天安乐的日子。

    康熙已经成功地铲除了两个妨碍他统治的政治集团，但是，他还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集团：汉人集团。这个集团是不可能铲除的，而且，惟一的出路一是使自己所代表的满人集团获得他们的认可。

    满人入关后，是一直有危机感的，有一柄利剑是时时挂在他们头上的，那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所说的那句话：胡人无百年之运！

    自五胡乱华到南北朝再到大元朝的建立，凡是入侵中原的胡人所建立的王朝，没有超过一百年的。对于传统上以中原地区为核心主体的天朝大国来说，他们是外来的蛮夷，即使侥幸入主了中原，也算不得是神州大地的主人。他们文化上处于劣势，人数上也处于劣势，只不过是身体彪悍精通骑射的武夫而已。

    满清入关，有一定的历史原因，诸如明王朝的昏庸积弱，农民起义军基本上已经打垮了多半个王朝等，大清的建立过程中，军事上的征讨取得了胜利，但在嘉定、扬州等地的残酷屠杀也在政治上失分很多，“留发不留头”之类的文化冲突一直存在。国学大师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便指出：清王朝实际上是一种部族政权，“所谓部族政权，便是把政权掌握在某一个部族的手里，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的异族政权了。”

    也就是说，在清朝，满州人（甚至还包括他们的政治盟友蒙古人）一直是作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而存在的，他们享有凌驾于汉人之上的诸多特权，是社会架构中的特权阶层，是坚定的政权维护者，康熙首先要代表他们的利益。

    但是，这个集团毕竟是少数，一个政权要想长治久安，必须代表最广大的民众的利益，而最广大的民众，无疑是汉人（满人入关时总人口大约300万，汉族人口大约8000万），如何缓解汉人的反抗与不满，使政权能够稳固，社会和经济能够发展，摆脱所谓“胡人无百年之运”的宿命，是康熙面临的又一个政治难题——以前他解决鏊拜、吴三桂等人，可以说是对付自己大圈子中存在的小圈子，而这次，是要用小圈子来驾御大圈子了。

    康熙对局势有着清醒的认识。

    首先是对博大精深的中原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学习。康熙自己聪颖好学，我们前文已经说过，他不但有非常深厚的汉学造诣，甚至对西洋文化也有一定的认识。在他的那个年代，绝对可以算得上是学贯中西了。康熙以身作则大力推行汉族文化，把自己满族集团中的保守力量逐渐边缘化，使清王朝的封建化和满汉融合的政策得以贯彻。同时，也通过种种手段限制满族贵族的权力。他剥夺了各旗王公干预旗务的权力，破除“军功勋旧诸王”统兵征伐的传统，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政治影响，明确提出要建立皇帝个人独裁的专制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