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 天下英雄谁敌手 不学有术的窃国大盗(3)
袁的这种举动在政治圈子中多少是有点犯忌的。袁世凯当时毕竟年轻气盛,骤立大功,加上又能结交上李鸿章,不免有骄矜之态。吴长庆在朝鲜之时,袁世凯对这个政治上的领路人就已经不太尊敬,等到吴长庆离开朝鲜后(1884年初吴长庆调离朝鲜,不久病死),袁世凯更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了,“一切更改,露才扬己”。——这是许多少年得志的年轻干部容易犯的错误,有才华,但要经过历练和挫折才能成熟!
袁世凯在朝鲜的跋扈作为,终于给他带来政治生涯中的第一个打击:吴长庆圈子中旧人上书弹劾他;在朝鲜吃了亏的日本人也恨他,向清廷不断告状;而袁世凯自己也不够检点。多种原因,尽管李鸿章有意回护,但毕竟也得给各方一个交代,况且,以此时袁世凯的身份,李鸿章只是对他有好感而已,也有点犯不上为他费太大的力气。
清廷派钦差来“审查”袁在朝鲜的问题,虽然在李和袁的努力周旋下,大事化小,但袁世凯还是被迫离开朝鲜回国,一度告假回老家“隐居”。这是他第一次领教官场的险恶,也是他刚有点根基就急于转换圈子的一个小教训。
好在生逢乱世,国家大局靡乱,人才出头的机会相对于太平时期要多得多。太平时期,政治上要是摔一个跟头,想再爬起来,很不容易。因为政治机器在四平八稳地运转,有你不多,无你不少,没有什么事情非得你来处理不可。乱世时就不同了。
不久,朝鲜局势再度发生变化,李鸿章决定启用“足智多谋”的袁世凯,护送在中国保定住了两三年的原朝鲜大院君李昰应回到汉城,并替代“忠厚有余,才智不足”的陈树棠为驻朝商务委员。李鸿章见到袁世凯时说:“如今演戏,台已成,客已请,专待汝登场矣。” 袁希望领兵回去,李笑着说:“韩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汝带水师小队数十登岸作导引足矣。”
以李鸿章的身份地位,对一个后生小子说这样的话,可谓高看一眼,也说明当时能处理复杂的外交以及军事事务的人才匮乏。
袁世凯完成使命后,进一步受到李鸿章的欣赏,上奏为袁请功。1885年9月,清政府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并以知府分发,加三品衔——此时距袁世凯投靠吴长庆进入政治舞台不过四年时间!
此后袁世凯在朝鲜待了接近十年,虽竭尽全力维护大清在朝鲜的利益,但面对日益强大的日本,也无法有太大的作为。
随着日本在朝鲜势力的强大,袁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最后还算是及时脱身回国,没有丧命在日本人之手——这也是袁世凯圆滑的一面。
袁世凯没有传统士大夫坚定(或是愚忠)的政治理想,什么“明知不可为而为”、“以死明志”,这不是他的政治哲学和性格。他有建功立业的抱负,但实现这些抱负,在他看来,靠的是自己的智慧、能力、手段、谋略、机缘以及人际资源,而不是一条道跑到头的坚贞和死志。
虽然,在出卖维新君子(也有说法是袁世凯没有事先告密而是事后检举揭发)和复辟之前,袁世凯没有什么有亏大节的地方,但在他的性格中,是缺乏忠义品德的——在他日后的政治生涯中,我们可以看到,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可以随时随地转身调头!他不忠于大清,也不忠于民国,也不忠于自己所宣称的政治理想,他只忠于自己的利益。
及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全面战败,李鸿章在日本签定屈辱的《马关条约》(李本人还几乎被日本人刺死在春帆楼),国内一片哗然,清流舆论大肆谴责李鸿章“卖国”。李鸿章老病交加,被撤职赋闲在家。
在此关口,袁世凯的表现别具一格。一方面,他也随声附和指责李鸿章(这让他赢得李鸿章政敌的好感,这些人在打倒李之后掌握实际权力),但仅仅限于对淮军军事战斗力的批评和分析,没有在人身上攻击李鸿章。另一方面,他又请假到李居住的天津,专程登门拜望。此时的李鸿章,正是落难之时,门前冷落车马稀,袁世凯的到来肯定让他感到高兴和安慰。
这是袁世凯的聪明之处。一则,他办过军事外交,能够比一般人体谅李鸿章的处境,而李对自己也有知遇之恩;二则,更重要的是,袁世凯知道,大清政坛上,目前还没有人能够真正替代得了李鸿章。从朝廷的角度来看,也不过是暂时平息一下民情舆论而已:李鸿章的所作所为,没有朝廷的旨意,他签得了字吗?一旦情势危急,那帮满清子弟都不是任事的料,还得李鸿章出来收拾局面不可。
小站练兵是袁世凯仕途上的重要转折点。
大清王朝,自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之后,最大的政治问题就一直是军事和外交,能办这两方面业务的,就是“宇内人才”,这是国家大环境和形势所决定的。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全面战败,更是举国震惊:西方列强咱打不过,怎么小日本也变得这么厉害了?
大清的军事力量,自曾国藩的湘军之后,倚重的就是李鸿章的淮军,其国防力量基本上是李在操持,但没想到的是,淮军(陆军)暮气已重,新建的北洋水师也这么不经打!
组建新的有战斗力的军队,是当今第一要义。
聪明的袁世凯看到了这个方向。
“在战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自东北前线返京的袁世凯就居在北京的蒿云草堂。摒绝杂物,邀集同志,潜心搜集、整理、翻译了各类西方军事著作……人皆未见,目为奇书。” “联系自甲午中日开战以来袁世凯对于中国传统军制所提出的强烈批评,及其‘凡所建白,均料事如神’,使袁世凯一时成了众人瞩目的当代‘军事奇材’。”
而在人事上,袁世凯也是各方都能接受的人物,甚至是众望所归。1895年10月,袁世凯以道员衔(浙江温处道)赴天津练兵。接管“定武军”十营,作为改练新军的基础,驻扎天津附近的小站。袁又添募2000余人,依照德国军队的编制,聘请德国军官进行训练。1897年,因练兵有功,升为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事宜。
就这样,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组建了大清第一支全部西洋装备,并采用西方编制的陆军部队,被称为“北洋新军”。——从此,袁世凯真正有了自己的圈子和势力,有了自己的政治本钱,真正成为政治上的一“极”。此后的岁月,袁世凯的政治命题就不是要把自己混进某一个圈子的问题了,而是如何把自己做大做强,在最高层面的圈子中如何平衡和转圜。
我们来看袁世凯此后的仕途轨迹,更可用一帆风顺来形容:
1900年任山东巡抚,成为封疆大吏。
1901年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接李鸿章的班。
1907年入军机处,兼外务部尚书。同时陆续还取得了身兼八大臣的特别的政治地位。这八大臣分别是:参预政务大臣、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政务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督办天津至镇江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邮政大臣、会办练兵大臣。清廷之“一切要政,惟袁之建言是听”了。
1908年因权高位重,引起猜忌,被罢退,隐居河南漳德洹上村,但仍实际控制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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