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如果不是他最后一出复辟登基的拙劣表演，那么其定论也是很难轻易做出的。

    我们可以说，袁世凯没有明确的政治理想和信仰，一生都在为自己的利益奋斗，是一个政治滑头，在各种势力和圈子间左右逢源（其实，这样的说法表明，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往往是在已经有了结论的前提下倒推过程了，也就是有了先入为主的成见）。但若是仅仅如此，尚不足全面否定他：很多政治人物都或多或少有这样的表现，评价政治人物关键还要看他的作为客观上是有功还是有过于国家民族。

    如曹操也有很多奸诈的表现，但他平定了北方，客观上还是有利于历史的进步，否则，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对老百姓绝对不是好事情。

    1900年，袁升任山东巡抚，率领新军赴任。当时山东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袁世凯颁布《严拿拳匪暂行章程》，大肆镇压。未几，形势变化，慈禧太后听传西方列强欲逼她还政于光绪，怒不可遏，同时又相信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功，竟然下令同时向西方十一国列强开战——这也是古今中外历史上少有的“大手笔”！

    义和团得到朝廷的承认和支持，迅即围攻教堂和使馆。同时，慈禧太后命令正规军队参战。

    这时候，袁世凯政治上的“滑头”又表现了出来。

    办过外交和军事，有与义和团打交道经验的袁世凯，自然知道慈禧太后的荒谬和无知，这样的宣战除了把国家进一步拖向深渊，还能有什么别的结果？可不执行命令，自己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袁世凯的做法是：一方面，遵命出兵，但只是派少数军队到山东、河北交界处应付一下；另一方面，派人与各国驻烟台领事洽谈，按照东南互保条例达成协议，表示“中立”；再者，还派人向逃亡中的慈禧进贡饷银、绸缎，讨好老佛爷，在慈禧回銮的路上，袁世凯又是花车又是别馆地迎候。

    最终，八国联军侵华，使投入战斗的正规军队几乎全部崩溃，只有袁世凯的力量得以保全而且还顺便扩充了不少。更凄惨的是，战败的清廷迫于列强的压力，还得严厉惩处奉自己命令参战的将领。

    在这样的政治局势下，你说袁世凯的滑头，该怎么评价？

    还有一个例子是袁世凯在维新运动中的表现。

    甲午战争后，举国上下要求变法自强。袁世凯也不例外，他练新军就是一个实际的举动，是握有实权的新式人物的代表。1895年，康有为创立强学会，袁世凯把康有为的“万言书”递交到督办军务处，并踊跃捐款参加强学会。袁世凯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代表人物接触频繁，来往密切。

    1898年4月，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变法正式开始，随后陆续发布了上百道新政谕诏，除旧布新，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史称“戊戌变法”。

    应该说，在当时的大局势下，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意识到了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甚至于实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也是支持变法的，至少是迫于压力表面如此。但在光绪皇帝的推进过程中，加上一帮毫无政治经验的康梁等人，许多举措未必得当，且锋芒似有指向慈禧之意，威胁到这个权力欲望极强的老女人的地位。慈禧抢先发动，一举覆灭维新派。

    在这场政治交锋中，历来公认的说法是袁世凯告密邀功：

    当时，维新派也很倚重袁世凯，光绪帝接受了维新派“抚袁以备不测”的主张，召见握有重兵的袁世凯，特赏候补侍郎，专办练兵事务。8月3日（农历）晨，康有为、谭嗣同等接到光绪帝求救和催促康有为离京的密诏，当晚，谭嗣同密访袁世凯于法华寺，要求他杀荣禄，除旧党，助行新政。袁当面一口答应，并慷慨激昂地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事后，经过反复权衡，认为维新派实力有限，难成大事，遂立即返回天津，向荣禄告密。慈禧囚禁光绪帝，捕杀谭嗣同等“六君子”，戊戌变法失败。袁世凯因此取得荣禄等的信任，从此进一步飞黄腾达。

    近年来史学界也有一些别的说法，指出袁没有事先告发的时间，也没有史实证明，慈禧是接到告密后才发动政变，应该是事后袁世凯为了保命，马上反戈一击，将维新派兵变围园的计划供出。

    历史真相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历史学家去考证。但在这次事件中，袁世凯虽然保住了性命和官职，但却在政治上大大地失分。这一次耍滑头成为政治上的一大污点。

    道德上的评判姑且不说，他被迫将自己摆到和光绪维新派敌对的地位，使得他后来的政治地位非常尴尬，所以慈禧一死，光绪的弟弟摄政王载沣第一个收拾的就是袁世凯——“你卖主卖得好！”

    然而那时的袁世凯，已经不是载沣所能随意处置的了。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提。

    有趣的是，慈禧虽然对维新派人士恨之入骨（是因为威胁到了她的权力地位），但在幽禁光绪之后，基本上还在推进原来的那些新政，只不过名称不同而已，袁世凯也依旧可以实施自己的“新政抱负”——只不过是高层领导经过了一次人事变动。

    1906年，以袁世凯为首的立宪派提出一项改革方案，即《新官制改革案》，其核心内容是：取消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制。内阁制主要仿照立宪国的成例，使“立法、司法、行政各有责任，互不统属”，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三权分立。在政务处的一次立宪讨论会上，当袁世凯提出这一议案时，“醇王（载沣）闻言益怒，强词驳诘，不胜，即出手枪，拟向余（袁世凯）放射”。著名的清末五大臣赴欧美考察宪政，也是袁世凯力促而成的。

    你说袁世凯是维新派还是保守派？袁世凯的政治滑头也许不一定就给国家和民族造成多么大的危害。当时的局势下，即使没有袁的告密或揭发，光绪与康梁等人的维新可能也是“百日”的宿命，不可能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