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沣并不是大器之材，他本想杀掉袁世凯，可又害怕北洋军的势力，激起事变使儿子坐不稳江山，加上张之洞等大臣反对，只好罢斥袁世凯，让他回原籍“养疴”。49岁的袁世凯身体强壮，惟一的“病”是“足疾”——可能是哪个脚指头有点问题。

    袁世凯回到了老家河南漳德洹上村，中国的政治中心几乎也随着他搬到了这个村庄里。袁世凯坐在家里，却牢牢地控制着北洋的几万精兵和全国政局。他在养寿园中专门设有电报房，随时保持着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信息联络，袁世凯每天依旧要处理一大堆公务。北洋将领还随时赶来向袁世凯请示汇报。一些朝野要人、外国使节也常常来拜望。

    而袁世凯也很善于演戏，表面上过着悠哉游哉的隐居生活，还叫人拍了些他垂钓之类照片公开发表在杂志上。

    暗地里，袁世凯甚至通过各种渠道建立了与革命党人的联系，并在相当一批的革命党人中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时留东学生之归国者，必绕道谒袁……其私邸中谈宴游观，无不座客常满”，有资料表明，袁还资助过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

    总体来说，这三年间，袁世凯基本没闲着，时刻关注着政治局势的发展，他的实力和影响力并没有打了折扣。相反，由于局外人的身份，他还有了更多的选择和主动权。

    后世有人批评载沣对袁的处置极为不当：要么杀掉他，要么重用他。虽然袁已有尾大不掉之势，但袁毕竟是在大清的舞台上唱戏，要让他真的贸然造反，可能他也未必会干得出来。载沣让他赋闲在家，一厢情愿地想把他排挤出政治中心，而自己终非袁的对手，最后又得弯腰去请，实在是进退失措。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但清政府却难以调度和指挥北洋军将领。载沣迫于无奈重新起用袁世凯，任命他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袁世凯怎肯轻易出山，嫌官微权轻，托辞足疾尚未痊愈，按兵不动。

    有史料这样描述：

    一位西方记者莫里循在与友人谈到这一时期的中国政局时断言：袁世凯是皇室的惟一希望，在中国有好声誉，在外国有好名声，是惟一可以从动乱中恢复秩序的人。同期的《泰晤士报》直接刊文，公开提出要清廷召回袁世凯，而且声称：只有他，才是能够挽救时局的惟一人物。……辛亥革命前夕，清皇室载涛、载洵等人赴欧洲考察，曾受到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的一致责问：中国至今奈何不用袁世凯？在列强的心目中，处于“世界最伟大的政治家之列”的袁世凯不但关系着中国政局的稳定，而且这种稳定也关系着他们各自在中国和远东地区的利益。

    随后，袁世凯开出价码，总计六项条件：明年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武昌事变诸人；解除党禁；给予指挥军队全权；供给充足经费。载沣已别无选择，能拖一天是一天了，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军政大权集于袁一身。

    此时的袁世凯再度出山，已不是为了挽救大清王朝了。他要收拾局面，但要将局面收拾成什么样子？估计当时没有人能知道，包括他袁世凯自己。

    袁世凯的基本策略是两边打压，逼迫两边都向自己让步，但绝对不让局势迅速明朗化，不让其中任何一方彻底绝望或占优势，造成最有利于自己开口讲话的局面。

    比如，他告诉前敌主帅冯国璋要先尽力打，展示自己的实力，给革命党人以充分的军事压力，然后再休战，又给清廷巨大的压力。总体来讲，是用北洋军先压制住革命党人的势力，反过来利用革命党人的势力来胁迫清廷，袁世凯本人是总导演，他在中间可进可退，南北双方都必须听他讲话。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虽然就职，但客观地说，当时的局势并非他能够控制得了。而且，革命党人也做出承诺，袁世凯如果能迫使清室退位，就把大总统一职让予袁世凯。

    袁世凯最终获得全面的成功。清廷被迫答应了他的退位要求，因为不如此的话结局可能会更惨；革命党也被迫对袁世凯让步，拥戴他做临时大总统，因为不如此革命的成功性也极其渺茫，革命党人要想战胜袁世凯的北洋新军绝非易事。

    这是袁世凯政治舞台表演的经典之作。其正确判断形势，尤其善于使用纵横捭阖的政治权术，在不同的势力之间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操纵矛盾、平衡矛盾，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实力加权谋，袁世凯如愿以偿地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革命党人在当时的实力对比上不如袁世凯，让出大总统一职也是迫不得已。他们为了限制袁世凯，也做了许多努力。

    第一个要求就是要袁到南京就职。因为南京是革命党人的根据地，北京则是袁世凯的大本营。以袁世凯之精明，怎能不明白个中的奥妙。虎不可离山，龙不可离渊。袁略施小计，授意手下曹锟在北京来了个“兵变骚乱”，就把革命党人的这招给拆解了。

    第二是革命党人在政治制度上做了许多的设计，企图限制袁世凯个人的权力。比如，在孙中山做总统时，政治模式想借鉴美国的总统制，总统的权力大；总统的位置让给了袁世凯，就想搞法国的模式，内阁的权力大，总统的权力相对要小许多。但这招同样没有收到效果，还搭上了宋教仁的一条命（传统说法是袁世凯指使人暗杀了宋教仁，近来也有说法是赵秉钧因总理之位受到威胁而自己进行的，事先袁并不知情）。

    总之，政治是要以实力说话的，种种谋略手腕都要以实力做基础和后盾。当时的中国，没有人能制约得了袁世凯。

    与以前的种种小机会相比，历史在此时给予了袁世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机会：中国向何处去？袁世凯具有独一无二的发言权。

    从当年发迹于朝鲜到今日成为天下第一人，30多年的历程，袁世凯纵横捭阖，机谋百变，为一代之风云人物，如果套用今天常见的语言来说，能否说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

    可惜的是，袁世凯与所有寄希望于他的中国人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与历史老人也开了个玩笑：在共和民主的世界潮流面前，袁世凯居然想复辟到“君主立宪”的路子上去，实际上就是自己想过做皇帝的瘾，从终身大总统的百尺竿头，想再进一步，成为终身皇帝。

    1915年12月，袁世凯自任中华帝国皇帝，改元洪宪。1916年3月22日被迫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于北京去世，终年57岁。

    袁世凯为什么会有这种在今天看起来很荒唐的想法？有很多原因，也有很多的说法，我们就不多做分析了。总之，这个不学有术的政治天才，前边的“术”都取得了成功，而在最后，其“不学”的致命弱点，使他犯下一个毁他“一世英名”的最致命的错误。

    孙中山的“术”不如袁世凯，但其道德学识无疑均要高出袁许多，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阴谋权术可以得逞于一时一地，又岂可改变得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伟大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就是要把握历史的潮流与方向，为人民谋福祉，带领自己的国家与人民，行进在正确的方向上，这是最基本的前提和最大的政治之“术”！——偏离了这个根本，那么再高明的权术和经营，也没有用，终将被人民和历史抛弃！

    袁世凯的教训值得后人深思。

    如果袁世凯当时没有这个想法和举动，他会在历史上留下什么样的名声？

    中国又会走向何方？

    这些都成为没有意义的假设和命题了。袁世凯给自己和中国选择的是一条最错误的路线！

    随着袁世凯复辟的失败，中国进入军阀混战的局面。老百姓至少又多受了几十年的罪。

    在军阀混战的过程中，百姓生计艰难。袁世凯时期发行的银币“袁大头”一度成为硬通货的象征和百姓的最爱。用手指夹一枚“袁大头”，使劲一吹，放在耳边，那种“嗡……”的声音真是悦耳动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