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为何不放权，除去我们上文所说的蜀国可用人才缺乏以外，还有别的原因，这就是政治系统中错综复杂的因素所决定的。

    一方面，蜀国国小民弱，外有强敌，一直是有危机感的，诸葛亮的性格和“鞠躬尽瘁”的人格决定了他兢兢业业事必躬亲；而另一方面，从政治结构上来说，蜀汉政权作为一个外来政权，根基不稳，最担忧的就是外来势力与本土势力闹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再分权，就非常有可能制造出另外一个小中心来——李严就曾经想过要干这种事。对于蜀国这个小国来说，行政架构上更应该精简高效。诸葛亮要尽可能地利用自己的能力和威望，稳定住局面，尽快地使国家强大，并逐渐地使政权本土化，在此生根发芽。

    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诸葛亮还有一层不足为外人道出的苦衷，那就是皇帝刘禅。

    刘备死后，新皇帝刘禅是名义上的一把手，刘禅再昏庸，诸葛亮再能干，他们之间也是君臣名分。即使诸葛亮心里再瞧不上这个“阿斗”，可刘禅下道圣旨，无论内容是否正确，诸葛亮也必须听命——这种事情是发生过的。诸葛亮在成都时还没什么大碍，可诸葛亮领兵在外的时候，刘禅听什么人说点什么，来道命令，就弄得诸葛亮哭笑不得。

    而且，一般的将军在外的时候，还可以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可诸葛亮的身份地位和性格都不容许他这么做，他不能不把幼主放在眼里独断专行，那样的话，各种说法和猜测就来了，蜀国的政权马上就会出现不稳定的因素。

    大家看《出师表》就能看出来，诸葛亮苦口婆心劝说刘禅和对各方面事务都做出详细交代安排：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其中再三叮嘱要“亲贤臣，远小人”，而且把贤臣的具体名字都点了出来。诸葛亮实属无奈啊！

    其实，刘备死后，诸葛亮的人生注定是一个慷慨激昂的悲剧过程。

    从天下形势来说，荆州丢失，许多大将身故，蜀国只能偏安一地，是三足中最弱的一足，诸葛亮马上派人与孙权重新交好，稳定住局面，还要伺机北伐，光复汉室（或以攻为守）——是苦撑危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从国内形势来讲，诸葛亮此时的地位是政权中实际的绝对核心和领袖，但在名义上，他是丞相，是二把手的位置，他保的是刘家的天下，可这个新皇帝又是一个没有多大希望的主子，绝对不是可以开创基业的英明领袖——也是个明知不可为而极力为之的使命。

    内忧外患，诸葛亮不愿也不能放权，权力集中在他手里，刘禅发号施令“干涉”军国大事的机会就少些。我们不能否认，诸葛亮的事必躬亲有性格的原因，但更有可能是人格的原因：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只能是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结果。不问结局成败如何，但求问心无愧吧！

    而刘禅到底本事如何呢？我们除了那个“此间乐不思蜀”的故事以外，难有更多的史实来证明他的无能。但有蛛丝马迹表明刘禅对诸葛亮的复杂心理。

    事实上，诸葛亮治蜀十多年，刘禅一直是没有多大权力的。且不论外在的客观原因，但纵观整个中国历史，除了诸如曹操、司马昭之类，又有几个丞相有过如诸葛亮这般大这般长久的权力？诸葛亮死后，刘禅不再设丞相一职，而且不愿为诸葛亮立祠，后来舆论的压力太大，这才勉强同意。

    我们推究刘禅的心理，他对诸葛亮的心态，大概和学生对老师的心态差不多，一方面既畏惧钦佩，很难起反抗的意图，而另一方面却也嫉恨不满。后世也有一个学生对于其老师有着同样的心理，那就是明神宗对于张居正。只是张居正的下场比诸葛亮惨得多，去世后不久就被自己的学生抄了家。

    刘禅即位时，年纪是17岁。11年后诸葛亮去世时，刘禅是28岁。即使说刘禅没有什么雄心壮志，20多岁的年轻人也是喜欢表现自己的，何况是一个皇帝，是名正言顺的最高领导者。刘禅对诸葛亮颇有怨言，曾说：我只管祭祀，其他的事情都是丞相的。言外之意，他还是想有所作为的，可诸葛亮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而且，他也比较现实或者是安于现状贪图享受，不是很同意诸葛亮的北伐以及什么“光复汉室”。所以，诸葛亮死后，刘禅不再设丞相的职位、不给诸葛亮建庙，也是这种情绪的表现。以后，姜维领兵北伐，刘禅对兵力就有很多限制。

    当然，刘禅总体上来说就是个“阿斗”，诸葛亮在世时他没有机会表现自己，可诸葛亮去世后他也没有什么作为啊。

    但不管怎么说，诸葛亮总是要费心处理好自己与皇帝之间的关系。虽然忠心可鉴，但也要防止流言蜚语。

    对于诸葛亮的能力和才华而言，治理蜀国，应该不是什么大的难题。

    相对曹操集团而言，蜀国的干部队伍，构成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主要的政治矛盾是外来势力和当地势力之间的平衡。

    总体来说，诸葛亮的做法是用自身的德行作为表率，以儒家的观念施行教化；依靠信赏必罚的做法保证一定的纪律，以法家的手段治国。具体表现上则是：在他当政期间，主要依靠从荆州带来的旧属，同时注意笼络原来刘璋部下和益州豪强大族。对出身贫寒而有才干的士人，也大力拔擢，被称赞为“能尽时人之器用”。

    蜀汉政权作为一个外来政权，不可能不依靠当地土著地主的力量。益州地方上的势力是相当强大的。这是因为刘璋暗弱，对益州地方豪强无法控制，只得纵容，“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导致“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对于主君并不放在心上，因此在刘备入蜀的时候，先有张松、法正的主动勾结，后有李严、吴懿等人的阵前倒戈，文臣武将争相降敌。而这些人，却大多都是刘璋的亲族故旧，还包括以道德文章著称的名士，可见当时益州君臣之间的纲纪，已经败坏到了什么地步。

    因此诸葛亮当权期间，对于益州豪强采用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的政策，用罚以限制他们的为恶，用赏来给他们开辟政治上的出路。只要他们肯忠实地为蜀汉政权服务，便可以获得官爵禄位。因此诸葛亮的法治政策，不但收到了限制豪强的效果，也取得了利用豪强的成绩。同时也使蜀汉在政治上呈现了某种程度的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