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用人是很厉害的，如《杨洪传》里记载道：“始洪（杨洪）为李严功曹，严未至犍为，而洪已为蜀郡。洪迎门下书佐何诋，有才策功干，举郡吏，数年，为广汉太守。时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犍为人杨洪当时只是犍为郡太守李严手下的一个功曹，但由于杨洪的出色才干，地位得以迅速上升。当杨洪做到蜀郡太守时，而李严仍为犍为太守，与当时的顶头上司平起平坐了。再如何诋，原为杨洪手下的一个小典狱官。因为他才干出众，亦得到诸葛亮的迅速提拔。先后做到成都县令、郫县县令。后来，汶山地区的少数民族发生了不稳定的情况，诸葛亮又提拔何诋为汶山太守，汶山地区在何诋的治理下，很快就“民夷服信”。诸葛亮又先后派何诋出任广汉太守和犍为太守。杨洪因此开玩笑道：“你的马怎么跑得这么快？”何诋答道：“我是先生的故吏，怎么敢跑得比先生快呢。只是先生的快马没有加鞭罢了。”所以当时众人皆对诸葛亮的“尽时人之器用”而感到佩服。

    但是，土著地主在本地总是容易养成党派势力，如果权力完全被地方势力所把持，那么中央就架空了，因此诸葛亮所主要依靠的，还是他所带去的荆襄集团的力量，对他本人的继承者也始终只从外来地主中培养。不仅籍隶荆楚的蒋琬、费祎因他的授意而相继辅政，就是降将凉州人姜维，也因为受到他的培植而成为蜀汉政权的最后支撑者。这虽因他们有相当的才干，同时也因他们是外来人，在益州没有什么亲党关系的缘故。

    总之，诸葛亮治蜀期间，是用自身的品德、才干、威望和亲和力，成为益州集团与荆襄集团联系的纽带，将外来势力与本土势力融合在了一起，消弭了这两股势力之间的矛盾。他的公正廉明为时人和后世久久称道。

    他用人准，人称其职。如上文所介绍的杨洪、何诋二人就是很好的例子，被称为“能尽时人之器用”。因为用人准，所以在人事安排上不会被怀疑滥用私人，因此当蒋琬、费祎等人接位时，虽然不是益州集团的本土人士，却并没有人反对他的这一安排，而蒋、费两人也的确未曾辜负诸葛亮的期望，在领袖岗位上做得很好。正因为相信诸葛亮的眼光，所以诸葛死后蜀汉政权内部并没有发生权力争斗，这对于整个蜀汉政权的巩固和延续是大有好处的。

    他持法平，“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诸葛亮从来不为个人私利滥用私权，定的法律连他的儿子、亲朋犯了都一样惩罚。比如参军马谡，深受诸葛亮信任，北伐军中马谡为先锋，违反节度丢失街亭，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并以用人失察自请贬官。诸葛亮治蜀很严，但这个严是严明而不是严酷。所以他处罚别人，被罚的人没有什么怨言。严而明，能让别人信服于他。严而明之后是诚而信，他对人有一定的信任，但出了问题之后就严加处罚，决不宽待。

    诸葛亮死了之后，“廖立垂泣，李严致死”，正是因为他的这两项特质所致。李、廖二人，因为诸葛亮持法平，所以虽然受惩却没有怨言，因为他用人准，不会浪费人才，所以相信自己必然还会受到重用。千古之下，还有何人能够做到诸葛亮这样？

    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对其评价如下：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资治通鉴》上评论说：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无怒，水镜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水镜无私，犹以免谤，况大人君子怀乐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诸葛亮於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

    诸葛亮自己的操守更是没得说。当初，诸葛亮上书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诸葛亮死后，果如其所言。其身居高位多年，私人财产少得可怜。

    我们将诸葛亮与同时期的另外一名政治家曹操相比较一下，或许更有助于我们了解诸葛亮的德行和才华。

    后人给与诸葛亮与曹操的评价完全不同，一个大忠，一个大奸。但事实上，他们都是当时最杰出的政治家，是有许多共同点的。

    第一，诸葛亮与曹操做的都是大汉的丞相，两人都有强烈的意愿要实现统一，并且都付诸了行动。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各地军阀割据一方。有的是聚士以自保于乱世，如刘焉、刘表等；有的乱世纵横，军阀劫掠，不过匪寇而已，如李傕、吕布等；有的欲闯出一番功业，千古留名，如孙权、袁绍等。以上所说的这些人，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混一宇内的念头，但即使有，也可能连他们自己都没有相信过会实现，在行动上也没有为此而努力。只有诸葛亮和曹操是真正把统一当作最高的目标去追求，并且为之持续地付出努力。

    第二，两人都切实控制着所在集团的实际权力，都具备废掉皇帝自立的条件，却都没有做到这一步，而是执臣节以终。

    诸葛亮和曹操都明白纲纪——即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的“礼”——对于政权稳定性，进而对于社会稳定性的重要作用。汉朝虽然已经名存实亡，但只要汉皇帝依然是刘氏子孙，他就依然继承着汉王朝的政权合法基础，绝大多数老百姓就会依旧认同这个中央政府，野心阴谋势力如果想要独立割据，就没有名义，也就有所顾忌。所以曹操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奉诏命以讨不法”，师出有名。但如果他废汉自立，就失去了政权上的合法性，政治优势将不再存在。后来曹丕篡汉，是因为天下大势已定，时移世易了。而诸葛亮与蜀汉政权之间，面临的是与曹操差不多的问题。不同的是，如果他背叛蜀汉政权，后果将比曹操背叛东汉政权来得严重得多。

    第三，两人施政的主导思想都是法家思想，以峻刑严法督责臣下。

    汉政之弊，在于政宽而纲纪废弛。政宽则豪强大族林立，土地兼并严重，朝廷不能制止；纲纪废弛而皇纲不立，宦官外戚弄权，党争迭起，朝政遂无可救药。当时欲救此弊，最要者为行法家督责之术。曹操诸葛亮皆深知此意。故曹操“持法峻刻，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余。其所刑杀，辄对之垂涕嗟痛之，终无所活”。而诸葛亮则“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

    但两者却又有着截然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