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84年前后，在金陵城的乡间，时常可以看到有一个老人独自骑驴独行，嘴里喃喃自语，听不清他说些什么。有的时候他突然想起那些已经背弃他的老友们，便拿出笔来，面色沉重，立刻开始写一封信。但写着写着，他又把笔放下了。这些信就没有写完，永远地放在了那里。乡民们看到这番情状，便以为他是疯子。

    这个老人，就是王安石。

    当时王安石究竟想写些什么呢？我们是不可能知道的了。惟一知道的就是，在经历了爱子去世、变法失败、吕惠卿出卖等诸多打击之后，他是不可能再有闲情雅致去写诸如“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之类的传世名句的了。

    也许在他的心目中，想对他的过去做一个总结。他写了很多日记，记叙他晚年的心情，发表他对时事的看法，后来他又想把这些日记烧毁，但他的侄儿却把日记隐藏起来，烧了些别的东西蒙混过去。他梦见那死去的儿子在阴间受罪，就把上元县的财产捐出去，全部捐给寺院，为儿子祈求冥福。可他没有为自己祈求冥福，因为一直到死，他也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究竟是对是错。

    一直到今天，我们也很难说清楚王安石所做的事情究竟是对是错。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北宋抚州临川（今江西省临川县）人。他自小就博闻强记，才华冠绝一时。但他的性格很怪，思想人品都异于常人。他有许多特立独行的思想行为不为当时人所接受，其中之一就是他衣服肮脏，头发凌乱，仪表邋遢。据载，他常常不梳洗就出门会客，看书入神时则会随手拿东西吃，到底吃了些什么自己也不知道。当然，当一个人把精力完全倾注在内心的思想上时，自然会忽略了他的外表和其他一些日常生活细节，这样的例子我们知道得很多。

    当时曾流传一个故事，说明王安石不修边幅到何种程度。一次，王安石上朝，一个虱子从他衣服里爬出来，一直爬到他胡子上。神宗皇帝看见了忍不住地笑。下了朝，朋友将此事告诉他，他也不以为然，随手捉住那个虱子，要挤死它。朋友阻拦他说：“千万别挤死它！这只虱子可不简单，它爬上过宰相的胡子，而且还被皇上的圣目注视过，可以说，是从古到今最不寻常的虱子了。”

    还有一次，朋友们问王安石的夫人，说王安石是不是特别喜欢吃鹿肉丝。王安石夫人很是意外，说：“没有啊！他从来不注意吃的是什么，怎么会一下子喜欢吃鹿肉丝了呢？你们怎么这么问呢？”朋友们说：“昨天大家一起吃饭，他根本就不去看别的菜，只把他面前的那盘鹿肉丝吃完了。”王安石夫人一下子就明白了，说：“你们下次再和他吃饭，把别的菜摆在他面前，看他吃什么。”朋友们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调换了，结果发现王安石只吃摆在他面前的那盘菜，对稍远一点的鹿肉丝看都不看。

    王安石就是这么一个怪人。然而除了外表邋遢之外，他更不被人理解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在他入朝为相前有20多年的时间，他一直拒绝接受朝廷的提升。王安石22岁中进士，46岁被宋神宗重用。但在此前，他并不是没有提升机会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地方官吏，事实上是，他一直谢绝朝廷让他入朝为官的提拔任命，甘愿当一个低级地方官吏。有不喜欢他的人说他这样做是为了争取更大的名声和官位，这种说法显然有人身攻击之嫌，而且不大能站得住脚。

    王安石在江浙一带做地方官员主政的时候，就开始在小范围内试行他的改革，将日后在全国推行的变法方针事先演练了一番。当地百姓交口称颂，他的改革试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王安石在地方上做得很成功，按照制度他应该被升官提拨，但他的确对入朝为官的诱惑视若无睹。《宋史?王安石传》就曾经记载过他不愿被提拔的故事。说官员已经拿着任命书到他家了，他说什么也不肯接受，竟然跑到厕所里躲避。官员将任命书放在他的桌子上，他追上去将任命书还给人家。前后经历了八九遍手续，最终才不得不接受了任命。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道德文章上的资本往往也能转化为政治上的资本。一个人的文章做得好，人品也高，那么往往就会为当世人所看重，很快就能进入政治的中枢，有点待价而沽的意思。比如西晋时的谢安，一直隐居不出，不肯入朝为官，当时就流传着“谢安不出，天下不治”的评语。又有唐代的卢藏用，隐居于长安附近的终南山，借此获得很大名声而做了大官，并留下“终南捷径”这一典故。

    但是，我们不能够说王安石是在借用这种手段沽名钓誉。因为二十多年的拒绝提升，对于任何一个功名心强的利欲之徒来说，这时间也的确是太长了些，风险也太大了些。而且，从王安石后来的所作所为来看，他也并不是一个功利之徒。与其说他是在借此博取政治资本，不如归咎于他个性上的刚强兀傲，他的想法可能是：如果仅仅在朝廷中做一个无足轻重的官吏，自己的建议和政策无法被接受的话，还不如在自己所管理的地方上实践自己的想法，不能治天下，就治一县！

    王安石不是一个死读书的书呆子，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在西北地区游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广泛地接触了社会现实，对北宋太平表面之下的国弱民贫有着切实的认识。所以说，他不是一个只能在书斋里做花团锦簇文章，而对国计民生无所认识的书生文人，而是一个对现实问题有清醒认识，并能够开出药方的政治家。

    但作为政治家，王安石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以矫世变俗为己任。没有任何的中庸和调和，性格执拗之极，为人刚正不阿，行事激进，被人贬义地称为“拗相（公）”。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不惜与整个社会和政治系统作对。“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是他所信奉的名言。早在嘉佑三年，针对当时北宋财用不足的状况，他就给宋仁宗上了一封万言书，书中写道：“天下财力困穷，民俗衰坏，在于不知法度，不效法先王之政。而效法先王之政，只需要效法他们的本意就够了。只要能够效法先王的本意，那么就算天下震骇，众人喧嚣，国家也得到治理了。”他还说：“我所说的话，庸俗之辈是说不出来的，而那些议论者都是些迂腐的人。”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预见到了自己的做法不会被当时人所接受。但他很敬佩商鞅，以商鞅为楷模，因为商鞅就是在一片反对声中完成改革的。然而宋仁宗却是个温和派，对于他这种激烈的言行很不满意，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

    事实上，在这封万言书中，我们就已经看到了王安石的变法难以成功的先兆。他不介意“天下震骇，众人喧嚣”，固然可以说他有着“虽万千人吾往矣”的勇气，然而将所有反对者一律斥之为“庸俗之辈”。这种狂妄性格，作为一个在野的文人，固然可以以不畏权势，激浊扬清，矫正时弊而流芳，但作为一个居庙堂之高的政治家，却是致命的缺点。

    公元1068年，22岁的宋神宗继位。年轻皇帝很想有所作为，王安石等候多年的机会终于来了。

    据说在神宗皇帝当太子期间，他身边有一个人，名叫韩维，名门世家出身，替他掌管文书。年轻的太子在政事上有所疑问的时候，往往就向韩维求教，而韩维的意见也往往能得到他的赞同。每当这个时候，韩维就说：“这不是我的看法，是王安石的看法。”于是，太子就对王安石非常器重。他一当上皇帝，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召王安石进京，与他商讨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