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为什么那么迫切地希望改革呢？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趣的一个时代。首先说，北宋的政治还是比较清明的，出了很多人才。唐诗宋词，宋词是可以与唐诗并列的中国文学艺术的高峰；唐宋八大家，宋朝有六个，唐朝才有两个；北宋政坛上的名臣也不少，如大家熟知的范仲淹、苏东坡、王安石、司马光、包拯、文彦博、欧阳修、赵普、寇准等，武将如狄青、杨家将等等。

    但是，北宋的弱也是大家公认的，有这么多名臣名将，为什么会弱呢？

    宋朝的开国皇帝是赵匡胤。大家都知道，五代之时，天下实际上处于一个分裂的状态，接连的五个朝代都很短命和弱小，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赵匡胤是从后周手里夺取的天下，但这个天下是用巧劲夺取的，并不是昏君无道时底层农民起义，尔后多年征讨打下来的。赵匡胤陈桥兵变时，他的官职是殿前都检点，也就是个皇帝的侍卫长。他平时人缘不错，手下也有些精兵能将，在陈桥导演了一出黄袍加身的喜剧，一夜之间，就成了真命天子。

    而且，当时的几十年间，像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好几次，赵匡胤的上台是第四起。

    不过，赵匡胤显然要比以前兵变登基的那些皇帝精明能干。赵匡胤吸取前人和自己的经验教训，首先就给为他披黄袍的那些哥儿们来了个“杯酒释兵权”：大家都有功劳，高官厚禄享清福，就不要再“辛苦”带兵了。而且，重文轻武始终作为宋朝的基本国策延续了下来。据说，赵匡胤临终前还有政治交代：要尽量尊重读书人，不许杀害。否则，“非吾子孙也。”

    当时北宋开国后，除北方有契丹族建立的强大的辽政权外，尚有占据江汉一隅的南平、占据湖南14州的武平、据有两川、汉中45州的后蜀、据有岭南60州的南汉、据有江淮地区的南唐、据有两浙地区的吴越、据有河东（约今山西省）江州的北汉等割据政权。面对“卧榻之侧，皆他人家”的严峻局势，宋太祖赵匡胤等在充分估计自己军事、经济实力的基础上，经过再三权衡，深思熟虑，最后才确定了先易后难、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战略。

    这一战略的着眼点是先弱后强，取得南方雄厚的人力物力后，再集中力量对付北面的强敌。经过16年的战争后，结束了自唐朝中叶安史之乱以来的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南北方主要地区的统一。但是，容易的解决了，难的却始终没有解决。

    赵匡胤死后，弟弟赵光义即位，是为太宗皇帝。赵光义曾两次对辽亲征一次也没成功，搞得自己还受伤而死（对外宣称是病死）。到了真宗时期还不得不签了澶州城下之盟。虽然两国和解，契丹称大宋为兄，但这兄长每年得给弟弟十万两银子、二十万匹丝绸，这当哥哥的代价也太大了。而且到了宋神宗时已经加到银子二十万两、丝绸三十万匹了。西北的西夏，虽然称臣，却不进贡，也每年要掏走几万几万的茶叶银子丝绸。

    北宋一直重文轻武，但又始终有强大的外敌和威胁存在；政府惧怕出现强势的将领出现，但又要保持足够强的国防力量。《水浒传》说林冲是八十三万禁军教头是夸张的说法，但北宋的军队人数是在不断增加的，赵匡胤时有二十万，赵光义时有六十万，到了仁宗时就已经有了一百二十五万。而且，有趣的是，据说北宋时凡是当兵的，都要在脸上刺字，称为配军，如《水浒传》里的宋江武松等人，犯了法，发配到军营中做苦工，就成了“贼配军”——养兵是国家很重的负担。

    总体来说，北宋的政权就没有强大过，中央财政也一直很吃紧。幸好的是，历任皇帝都比较重视读书人，没有出现暴戾的昏君，政治上还比较清明，虽有内忧，但一直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荡。

    年轻的神宗皇帝很想改变这种弱的局面，所以，他与王安石“一拍即合”：两人都有着共同的政治理想。一个是最高权力决策者，一个是能干的又有实际地方改革经验的名臣——改革的总指挥部建立起来了！

    有了神宗皇帝的信任和支持，王安石开始大展拳脚实行起改革来。他的改革大致上可以分为理财、强兵、育才三个方面。理财方面主要有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均输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等；强兵方面主要有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和设置军器监；育才方面编纂颁行《三经新义》，作为变法的理论根据。

    这些新法中，有好有坏，不能一竿子打死，但也不能说全部正确。比如说均输法和市易法，就是让国家垄断商业，赚取商业交易中的利润。王安石认为这并没有增加百姓的赋税，乃是因为中国自古重农轻商，赋税多从农业中获取的缘故，因而夺取商人的利润他并不以为错误。当然，这是当时社会风气的问题，我们暂且不讨论。然而现代稍有经济头脑的人都知道，商业被垄断，经济不仅不会发展，反而会被抑制。国家原本想通过垄断商业赚取财富，结果经济萎缩商人失业，所得的赋税反而比以前更少了。因此这两法，不久之后就被停止了。

    还有保马法，是让老百姓养马，国家给与补贴。它本来的目的是为了强兵，因为出产马匹的地区如东北和西北，都被契丹和西夏占去，军队缺马，王安石不得已用这个办法养马。这本来也是件好事，老百姓不用自己掏钱买马只需要帮助国家养马，不仅平时可以将马当作劳力使用，而且每年还能得到国家补贴，当然愿意接受。然而战马只能养在高寒之地，山谷旷野之中，南方潮湿之地却不是它能够住得惯的地方，因此大多病死。而马一旦病死，养马的人就要赔偿。因此保马法也就成了坏法。

    再如青苗法，是诸变法中最为人所知的一项，也是争议最大的一项。它的本意是好的，王安石在地方主政的时候也曾经试行过，获得了很好的成果。青苗法的主要内容，是在农民青黄不接的时候给予贷款，秋收后以二分利归还政府。这样农民既度过了危机，国家也获得了收入，本来是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然而在实施中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第一个是对象不当。本来青苗贷款是帮助贫农的，但贫农没有抵押，官吏们就将贷款发放给地主——这就好比现代银行愿意给富人贷款而不愿给穷人贷款一样，结果失去了青苗贷款的本意。第二是操作不当。有些贫民拿青苗贷款来填饱肚子而不是用于再生产，到了还钱之时自然一无所有。而官吏为了交差，便逼得贫民家破人亡。第三是用人不当。官吏收回贷款，往往是两分利变为三分利甚至六分利，自己从中谋财。更有甚者，官吏怕在限期内无法完成收款任务，甚至在农民还没有收获之时就催农民还钱，逼得农民破家还债。第四是管理不当，王安石深信这个办法对于所有人都适合，深受农民欢迎，结果变成了强制贷款。每逢贷出的款数不能如数贷出时，他就暴跳如雷。他提拔办理贷款好的官员，惩罚他认为懈怠的官员。结果上行下效，所有的官员都以完成贷款任务为主要目标，将贷款额强行分配。而农民还不起贷款，也就难免牢狱之灾。到了后来，原本适用于农民的青苗法竟然在城市里也推行开来，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