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王安石所面对的对手，却无一不是当世名臣。他们代表着当时士人的取舍价值观，代表着整个社会的舆论导向，无论在朝堂上还是在社会上，都有着极为强大的影响力。他们之中任何一个人的政治地位，几乎都与王安石不相上下。而反观他自己的阵营中，却几乎都是由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人，而且这些人的道德行为并不高尚，不仅不能助他一臂之力，还有可能会拉他的后腿。王安石惟一的有力支持者，就是那个雄心万丈的神宗皇帝。因此可以说，他几乎是以一个人的力量对抗着一个庞大的阵营。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就在于王安石过分看重政策和制度的重要性，而忽略了人事的力量。他以为只要制度是好的，那么人事就不太重要，即使庸吏也能办成事。所以当他的那些朋友反对他的变法时，他不是想方设法地得到这些贤臣的理解和帮助，而是提拔了一些不相知的“才不胜职”之辈，来推行自己的政策，而这些人只是对他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实际上利用他以遂其私欲——好经也被歪嘴和尚给念歪了，更何况他的变法中本就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

    即使在这批人当中，他们的关系很微妙，各怀心思。比如王雱和曾布，这两个人对王安石都极其佩服，也确确实实想推行变法。这两个人被称为变法的护法神，为推行变法不遗余力，比如《三经新义》就是他们搞出来的。这两个人，我们可以称之为变法的原理派。而另外一派，则是投机派，其代表人物就是吕惠卿。借变法之名，行打击政敌之实，不仅打击旧党人物，连新党人物，只要挡在他面前，一律加以打击。因此王雱很恨吕惠卿，厌恶他投机倒把的行为。而吕惠卿很恨曾布，因为曾布和他争权。而邓绾是跟着兔子跑，却帮猎狗忙，吃里爬外，结果两面都不讨好，处处惹人讨厌。

    当然，在旧党阵营之中，也同样还存在着小圈子。旧党可分为两个大圈子，一个是以司马光为首，在学术上，他是“史学派”的领袖，与王安石的“经学派”相对立；在人事上，他是北方士子中洛派和朔派的领袖人物，与王安石的南派相对立；在政治上，他有着保守的立场，虽然也有改革倾向，却更注重于人事而不是制度，到最后甚至疯狂地阻止任何制度上的改革。

    另一个圈子我们可以称之为以苏轼为首的“蜀派”。因为地域的关系，蜀派既有南方派的特点也有北方派的特点，所以其代表人物苏轼的政治观点也比较折中。他既反对王安石过于激烈的政治改革，希望改革能切合实际稳步推行，同时也反对保守，认为改革势在必行。这种看似理性的态度，导致无论新党旧党当政，苏轼总是不得其志。

    司马光为什么会如此保守如此反对变法呢？我们无法说他讨厌王安石的为人，也不能说他目光短浅。他是一位名臣，而不是一位庸臣。北宋积弱，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事情，而是很早以前就已经存在了。王安石能看出来，神宗皇帝能看出来，司马光怎么可能看不出来？韩琦、富弼等人怎么可能看不出来？他们也同样忧国忧民，也同样期待变革。我们不要忘了，在宋仁宗时期，仁宗皇帝就特地为范仲淹开天章阁，推行庆历新政，力图变革，而韩琦、富弼、司马光等人，正是这新政的主角。

    然而庆历新政很快就失败了。仁宗皇帝是一位英主，范仲淹更是一位伟人，韩琦、富弼、司马光等辅佐者也无一不是名臣，但却依旧失败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难理解司马光为什么如此保守了。因为庆历新政的失败，司马光等人便认为凡事应当小心谨慎，以不变应万变。虽然说是不变，事实上却是希望走回庆历新政的老路子，不过更加小心与保守罢了。而这一点，也正是他们最初期待王安石改革而后来却反对变法的根本原因所在。

    而在这里，我们也应该同样理解王安石为什么会如此激进的原因。因为庆历新政的失败，已经证明了温和的改革不可能获得成功，必须要施猛药下重手，大变，急变。但却也正因为其操之过急，才导致变法失败。

    其实两党的领袖王安石与司马光，虽然政见不同，但毕竟都是真诚虔敬洁身自好之士，在金钱与私德上从未受人指责。他们都志在执行自己的政策，而不在于谋取权力地位。因此他们之间的争斗，是君子之间的争斗。然而他们两个人之间却又是水火不容的。一个批评家曾说：“王安石必行新政始允为相，司马光必除新政始允为枢密副使。”

    在这两位开始争斗的时候，基本上是对事不对人。但到了后来，形成了两大党派的斗争，发展到了水火不容的对人不对事的局面，这些政治斗争的升级和发展，就不是这两位领袖所能控制的了。

    首先引起双方争论的问题，是后世也毁誉参半的青苗法。

    青苗贷款原本是帮助贫民和自耕农的，但当地官吏为了完成配额，竟然向地主和城市居民也推行。而这两种人，和青苗贷款是绝对扯不上关系的。不可不知的是，每借进一笔钱，数月之后就要付出利息。因此朝廷即使说不是以敛财为目的，老百姓也不会相信。

    韩琦当时在大名府，官居河北安抚使，亲眼看到了青苗法实行的情形。韩琦将这种情况报告给了皇帝，旧党大臣也同时上书要求废除新法。皇帝犹豫了，派了两个太监到外地视察回报。两个太监深知利害，回来时说青苗法甚得民心，并无强迫销售情事。皇帝这个时候就愤怒了。因为不久前发生了一件事情，他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掌管军事，司马光说不废新政他就不接任。皇帝心想，我知道你不赞同变法，所以我让你去管与变法无关的军事，你却拿此来威胁我？你说变法不对，那么你倒是给我提出个救国救民的良方来啊？他一怒之下降司马光为制诰，门下省的官吏拒绝发布这道命令，他竟然亲自将命令交给司马光，可见其愤怒之情。

    皇帝对旧党的恼怒也是有理由的：你们说变法这不好那不好，可是你们又提不出替代的办法，总不能就等着朕的江山继续弱下去吧？！王安石的变法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就：对外是和西夏打了一仗，获得了胜利，这在积弱的北宋是很难得的事情；对内是国库的收入每年都增加了好几百万贯，用钱宽裕了许多。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成绩，岂是旧党一言可以废除的？神宗皇帝也知道变法中的确有不少不足之处，但这毕竟是一条道路，能够迈出这一步，总比慢慢等死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