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党纷纷离开朝中，新党也就因此而得了势。朝廷上暂时平静了下来，没有人再说新政的坏话了。

    然而这种平静，是暴风雨前的平静。一个看似偶然的事件，又让历史的潮流掉头他向。

    当时有一个叫郑侠的小官，是负责看管宫门的。他给皇帝画了一幅难民图，上面画的是带着脚镣的难民在砍树挣钱，用以付还官家的青苗贷款。皇帝把这幅画带到宫中，老太后——皇上的祖母说：“我知道王安石有大才，但是已经树敌甚多。为了他自己的好处，你还是暂时把他的职务中止吧。”皇帝回答说：“可是我发现满朝文武之中，只有王安石愿意身当大任。”皇帝的弟弟岐王正站在一边，说：“我认为你应该听听太后老人家刚才说的话才对。”神宗皇帝当时就愤怒了，说：“好！好！我不会治国。你来接。”一下子大家都僵住了。老太后打圆场说：“老臣一个个被辞退，都在说王安石的坏话。这些乱子都是王安石惹出来的。你要怎么办吧？”神宗皇帝听了这话，也无奈了。他想：暂时废黜王安石的相位，让他避避风头吧。

    于是王安石就被废黜了，让吕惠卿当了宰相，变法依旧在继续。可是吕惠卿却看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他不愿意放过这个机会，不愿让王安石再回来站在自己头上。他先是将竞争对手曾布打了下去，然后又想将王安石牵扯进一场谋反之中，使其万劫不复。

    这是一大失着，神宗皇帝信任的是王安石，不是他吕惠卿。皇帝召王安石回京询问此事，这个时候邓绾却慌了，因为是他帮助吕惠卿陷害王安石的，于是他迅速叛节，又与王雱一起将吕惠卿打了下去。然而皇帝和王安石对于他的行为已经厌腻，不仅不感激他，反而将他罢官斥退。而吕惠卿在狱中却不服，他对王安石发出了最后一击。原来那些年他保存了王安石的一些信件，以备敲诈之用。现在他把那些信件都呈交给皇帝，控告王安石在皇帝背后图谋不轨，因为几封信上都有“无令上知此一帖”。皇帝对这些年的党争早已厌倦，看到这封信，第一次对王安石发了脾气。王安石痛骂自己的儿子，不该背着他胡乱攻击吕惠卿。他儿子王雱显然不知道吕惠卿手中握有父亲的把柄，深悔自己的鲁莽行动让父亲收到了斥责，立刻病倒，不久又生了恶疮，很快死去。

    儿子王雱之死，对于王安石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变法失败，最信任的人背叛，再加上爱子去世，老相国再也承受不住，对政治和人生的虚幻，大彻大悟了，他感到厌倦，呈请辞官归隐。皇帝准许他在熙宁九年（1076）十月辞去职务，但仍保留若干爵位。

    王安石退隐了，吕惠卿和曾布垮了，王雱死了，他们是新派的领导人物，没有被旧派打倒，却败在了自己人手上。然而新政还在继续，现在当政的是李定和舒亶。王安石、吕惠卿等人，其人品高下暂且不论，至少是真有本事的，真能做出点事情来。而李定和舒亶，却是三流的政客，要人品没人品，要能力没能力，推行新政是没有那个本事的了，借着这个借口打击政敌的本事却倒是不小。大概他们以为，只要把敌人打下去，那自己就能够一直留在上面了。王安石的变法，到现在彻底地失去了富国强民的本意，成为党派斗争的名目了。

    不久神宗去世，哲宗年幼，太后掌权，司马光被重用，新政彻底被废除。这个时候苏轼又站出来说话了，他说王安石的新政也并非全无可取之处，有些好的东西还是应该保留下来的。可是司马光已经铁定了心要废除新政，和王安石一样根本听不得反对的意见了。而等到司马光去世后，接着掌权的人又担心苏轼回到朝廷之后会夺取他们的权力地位，因此将苏轼一贬再贬。这个时候，就如同新党利用新政来打压政敌一样，旧党也一样利用这个名目来打压政敌了。惟一的不同之处在于，一个是推行新政，而另外一个却是反对新政。

    哲宗长大成人之后，重新开始变法，蔡京等奸臣借着这个名目再次打击政敌。哲宗没当上几年皇帝就去世了，然后就到了徽宗和钦宗，就有了金国入侵和靖康之耻，就有了北宋的灭亡——大宋的元气，早在这几次党争之中被消耗得一干二净了。

    而这一切，都不是王安石所知道的事情。那个时候，他早就已经死了，在哲宗登基的那一年就已经死了。司马光死得稍稍比他晚了几天，病重在床之际，他作为宰相所发的最后一道命令是：“王安石为人并不坏。他的过端在于刚愎自用。死后朝廷应以优礼葬之。”

    这是两个对手之间，所下的最后评语。

    在宋朝的短篇小说集中，有一篇叫《拗相公》。这足以表示，王安石死后不久，在通俗文学中，他便以其外号为人所知了。而到了明朝，冯梦龙在他的《三言》中将这个故事改了一下，起了个名字叫《拗相公饮恨半山堂》。我们之所以知道王安石被称为“拗相公”的由来，也大概就在于此了。

    王安石的改革失败，固然有众多的原因。但毫无疑问，他个人的性格在其中占据一个很大的因素。关于其为人，韩琦曾对宋神宗说道：“让他做一个翰林学士参赞国事则可，让他当宰相主持国事则不可。”

    王安石有才有识，也有担当，但他执拗、偏激甚至狂妄的性格却是作为政治家的一大不足。他对改革变法的困难还是有清醒认识的，也有所准备，我们来看看他在受到司马光指责后写给司马光的一封回信，即非常有名的《答司马谏议书》中的部分内容：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我们读书人所要争论的，特别是在“名称”（概念、理论）与“实际”是否符合上。“名称”与“实际”的关系明确了，天下的真理也就有正确的认识了。现在您所用来教诲我的，是以为我“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的人都怨恨和诽谤我。我却认为接受皇上的命令，议订法令制度，又在朝廷上修正、决定，交给主管官署去执行，不算是“侵官”。发扬（恢复）前代贤君的治国原则，以便兴利除弊，这不算是“生事”。替国家整理财政，这不算“征利”。排除不正确的言论，批驳巧言谄媚的坏人，这不算“拒谏”。至于怨恨毁谤的很多，那是本来早就该料到会这样的。

    人们习惯于得过且过的守旧之风已经不是一天了，做官的人又大多不为国家大事操心，以附和旧俗之见来讨好众人为美德。皇上却想改变这种现状，而我又不顾政敌的多少，想尽力去帮助皇上抵制他们，那么，众人怎么会不大吵大闹呢？过去商王盘庚迁都，群起怨恨的是老百姓，不仅是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并不因为有人怨恨的缘故，就改变他的计划；他考虑理由正当，然后去做，他认为正确，看不出有值得悔改的地方。如果您责备我执政很久了，没有能够帮助皇上大大地做一番事业，以此造福人民，那我自知有罪了。但如果说今天应当什么事也不必干，只是守着老规矩就行了，那就不是我所敢领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