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说，心腹才明白曹彬的深远用意，连称高明。

    有君子就有小人，这是社会的客观存在。讨厌和一味躲避都不是上策，曹彬将其纳入自己的掌握之中不失为一种聪明的办法，一个好的军事家也必须是优秀的政治家，明代的戚继光就是个好的例子，但宋代的岳飞和清代的袁崇焕就被众小人整得惨死在自己人手中。

    但是非公道自在人心。魏忠贤以一个太监“之尊”就敢在自己活着的时候立生祠，石崇、和珅均曾权倾朝野富可敌国；岳飞父子被吊死在风波亭，袁崇焕临刑前千万百姓唾骂不绝，可千载以后，秦桧夫妇还跪在岳飞坟前……

    政治家要想干成自己的事业，要“亲贤臣远小人”，但有时候也须采用手段，利用好小人，或者最低限度要不让他坏自己的事情。个中学问，后文中再探讨。

    上述对政治圈子的描述和分类，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分析，在实践中就不那么简单了，“半部论语治天下”，那是说书的演绎。“治大国如烹小鲜”——政治是个文火慢炖的功夫活儿。

    江山社稷，黎民百姓，多少人想干出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留取丹心照汗青”，然千古以来，功成名就者寥寥，令人扼腕长叹者多矣。

    首先说，这里边有运气的成分。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说的就是西汉时的两个著名的“运气不好”的人物。

    冯唐历经文帝、景帝、武帝三朝，自视虽高，但一直未能得到重用。据说，有人曾问他一生蹉跎的原因，冯唐无奈地说：文帝喜欢用年纪大的人，我那时候年轻；景帝重用文臣，我是武将；到了武帝，又喜欢用年轻人，而我已经老了。

    这是野史的说法。而据司马迁的记载，冯唐以孝行闻名，其实在文帝发现他时年纪就不小了，及至武帝时冯唐已九十多岁，不能再做官了，于是武帝任用他的儿子冯遂做了郎官。司马迁跟冯遂的关系不错，大概是从他那里听说了冯老爷子的故事，就把他写进了自己的千古名著中——在《史记》中与另一位合起来做了个列传——“张释之冯唐列传”，如此，也使冯老爷子流传千古了。

    飞将军李广的知名度要大得多，其美誉的“始作俑者”当然也是司马迁先生。司马迁与李广的孙子李陵是好朋友，司马迁就是因为给李陵辩护而受的宫刑。

    “李广难封”是事实，但原因也是众多的，司马迁虽然与李陵的关系好，在写书时还是比较客观的，把李广的缺点也都写了出来。比如说李广任陇西太守之时，羌人发生叛乱，李广诱骗800多人投降后，又杀之。军出雁门击匈奴之战中，李广兵败被俘，后又侥幸逃脱。汉法当斩，赎为庶人。赋闲在家时，有一次，李广和随从外出打猎，夜归时路过灞陵亭。灞陵尉酒醉，呵斥李广，按规定不让其通行。李广只好夜宿灞陵亭。李广被任命为右北平太守后，便请命使灞陵尉一起戍边，灞陵尉至右北平后遭李广杀害。灞陵尉让李广在其管辖地留宿完全是履行公务。灞陵尉虽然醉酒，但依然知道自己的职责并依法办事。而李广却公报私仇，滥用职权，报复并杀害了秉公执法的灞陵尉。

    李广没有封侯，最终愤而自杀，运气是差了点，但是司马迁还为他写了篇“李将军列传”，“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后人屡屡称颂不绝。而与他同时期的另一位名将程不识的“运气”还要差些。

    程不识与李广的官职相同，都是太守，但两人的指挥风格完全不同。李广基本上是个人英雄主义作风，不是带领大军团作战的优秀统帅，他冒险倾向很强，要么大胜，要么大败；而程不识呢，就极其稳健，他不像李广那样带五千人就深入敌后，能击溃五万敌人，他的一万人就只能当一万人用，但他纪律严明，治军很有一套，他从未让匈奴人讨过便宜，也就是从未吃过败仗，是个常胜将军。在西汉时期，程不识的名气甚至还在李广之上，但到了今天，除了研究汉史的专家以外，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名字——司马迁没有写过“程将军列传”。那么，这个程将军的运气显然更不好了。

    历史有其大方向上的必然性，但也充满了小事件上的偶然性。这些偶然性就如同大路上的沟沟坎坎，虽然不足以扭转历史前进的方向，但要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却是再容易不过了。

    假设你是一个乱世枭雄，却生在太平盛世，那就是“苍生有幸君不幸”了；你是个太平宰相的料，偏偏这时候军阀混战，你也只好徒呼奈何了，谁让你不是曹操那样的全才呢？“曲有误，周郎顾”，周公瑾的军事政治才华都不在诸葛孔明之下，且向有灭蜀之志，如果不早死（老百姓说是被孔明气死的），三国又将如何？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周郎岂非死得更早？再说，如果三顾茅庐的不是刘备，而是孙权或曹操，那又将如何？……

    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岂能不审时度势知天命乎？有时候，人力穷尽，天意如此，何必过于强求？

    其次，虽则成事在天，但谋事在人，如何谋事则大有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