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的说，王安石与司马光、苏东坡等人的争斗，可以归入“儒者所争”——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利，而是为了天下，是君子之争。王安石的失败，是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失败，而不是作为一个儒者的失败！

    政策的具体得失是技术问题，当时有那么多的杰出才智之士，政策上有失误，大家可以集思广益，进行修正和试验嘛，不一定就进行不下去。但王安石一上来就把自己摆在了一个对立面的位置上，没有有效地获取元老重臣名士的支持，搞得自己一直处于孤立的位置上。而且，由于他的执拗性格和不宽容团结，使早期为他说话的人在后来也转而反对他，这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因素。

    尽管有皇帝的支持，尽管有多年地方实践的经验，但王安石却没有自己的系统和班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自己的圈子和队伍，没有成熟和得心应手的人马去为自己摇旗呐喊，去推行自己的主张。他的政治理想不见容于当时的士林，又没有团结好实力派人物，在这个系统中，他是一个另类人物和异数，为此，他迫不得已大力提拔新进——用人失察，直接给自己种下了失败的种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帮贪功冒进、钻营自己仕途前程的小人毁掉了王安石。

    列宁曾称王安石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但，改革家一定要是政治家——这是前提条件，只有优秀的政治家主导的改革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很好的政策措施；很好的时机；很好的执行与推进；很好的干部队伍；很好的舆论配合；很好的政治手腕与策略……如此等等，在众多因素的合力下，每个环节都做到位了，方能取得渐进的成功。

    实际上，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并不是偶然。综观中国古代许多朝代的变法改革，从商鞅变法一直到近代的戊戌变法，多以失败而告终，也多有流血和牺牲。我们在此再简单地分析一下其中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众所周知，政治系统是一个代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集团的平衡格局。所谓的治乱循环就是一个动态的平衡：君与臣；文官势力与军队势力；中央与地方；内阁决策机构与各部执行部门；仕途新进与元老重臣；世家与寒门；整个官宦政治集团与社会其他阶层……全部是微妙的力量平衡。当一方的的势力过于庞大，破坏了原有的游戏规则和平衡，就会引发局势的动荡。一些小的不均衡，会得到系统自身修复力量的修补，这是系统本身的生命力和弹性。如所谓的忠臣与奸臣、昏君与诤臣、清官与贪官等等，都是矛盾的对立同一体。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疆土辽阔的大国，大一统又是历代统治者的首要政治理想和目标。那么，就需要一个庞大有效的行政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大致到县一级），从行政、财税到军事，层层叠叠的机构设置，大大小小的官员，各种利益交织其中，各种力量盘根错节，形成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

    任何一个系统，都有其内在的生命周期和惰性。当一个政治系统中既得利益者逐渐沉淀其中，形成巨大的寄生于系统上的食利集团时，这个系统就会变得效率低下，逐渐偏离其原来的目标和功能。当系统自我修复力量已经不能够完成自我纠偏时，大的动荡就不可避免了——反抗、暴动、造反等各种形式的革命就会爆发，外部力量会摧毁这个系统，并重新组建一个新的系统来行使必须的管理功能（古代政治的定位就是管理，所谓的“牧”和“父母官”，没有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服务功能）。

    中国古代许多朝代的政治新政、变法与改革，都可以看做是一种系统内部自发的自上而下的修复行为，是为了避免系统被颠覆所做的努力。

    一般来说，一个比较明智的最高统治者觉察到了某种危机或想要有所作为，是新政和变法的首要条件。实际上，每一个开国皇帝多少都会借鉴前朝覆亡的教训，对前朝的弊病加以变通和改革，使新组建的系统具有一定的生命力。这个时候，一则因为前朝刚刚覆亡，前车之鉴就在眼前，新人马也比较有进取心；二则新皇帝的威望也比较高，又没有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所以这个时候的新政不会有太大的阻力，而且往往都成为改朝换代之后顺理成章的事情。

    新人新气象过去后，慢慢地就会堆积起许多的问题。一个雄心壮志的皇帝登上政治舞台之后，或为自己家的天下着想，或为黎民生计出发，有了改变现状的想法。这个时候，需要的就是一个或一批恰逢其时的改革家了。

    但在这个时候，实施新政和变法的阻力比开国初期的时候要大了许多。让人们接受“新”事物和改“变”现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多年养成的习惯是本能的第一阻力。

    而新和变，就意味着对原有利益格局的调整和重新分配：有从中受益的，也有要做出牺牲和让步的——很少有人会主动地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那么他会选择反对和抵抗，至少是消极的不合作。更要命的是，这些既得利益者基本上盘踞在政治系统的重要岗位上，其既得利益基本上与其地位高度正相关，而他们的反对是所有改革碰到的第一困难。

    反对者众多，而且多是原来系统中的骨干力量；而改革者是少数派，甚至是孤家寡人。在这样的力量对比前，改革派往往会陷入以下的循环中：

    因为受阻于原来的行政系统，自己很难有现成的队伍和班底，自己的政策得不到有效地贯彻实施，被迫起用新生力量来推行自己的政策，想绕开那些像山头一样矗立在前进途中的反对派——于是，大量的新人进入政治舞台。

    因为改革变法的阻力很大，所以改革者所承担的压力巨大，决策者与新进者都特别想尽快做出成绩：决策者要以成绩来证明自己的政策是对的，新进者要用政绩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大家都需要成绩来左右舆论和社情，争取更多的支持者，急功近利的心态难以避免。

    因为急功近利，急于表现，所以情绪会激进，措施会草率，动作会走型，失误会增加——受到的反对和攻击会更多。

    因为有许多的新进者，所以政治经验不是很足，对官场的潜规则不熟悉，仅仅是一腔热血和大胆——而且新进者中的成分也比较复杂，有为理想而献身的，也有以改革之名求进身之实的（王安石的政治圈子中就有许多小人钻营了近来）。

    因为刚开始有最高权力的支持，所以反对派阵营会适度地收缩防线，以避其锋芒，诱敌深入，当改革派的火力和失误全面展露出来后，反对派抓住机会，开始反击，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问题和不如意之处确实摆在眼前，最高决策者的决心开始动摇。

    因为处境更加艰难，改革派在此时往往会做最后的努力，甚至会有更过激的手段（如清末的戊戌变法时谭嗣同面见袁世凯，请其兵变），但此时改革派内部也会因形势的严峻发生意见纷争或者分裂，当时为求功名而投身这个圈子的名利之徒开始为自己谋求后路，转而想用同伴的鲜血换取自己的平安和富贵，叛徒和告密者开始活动——政治舞台上开始出现血雨腥风（商鞅被车裂，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因为大势已去，最高决策者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光绪皇帝就被慈禧太后解除了实际权力），或维持政局的稳定，开始向原有的旧势力妥协，甚至会玩起丢卒保车的手腕——政坛经过一番动荡后，又恢复到一个相对平稳和平衡的格局。

    因为改革毕竟曾取得过一些成效，名利权位的争斗尘埃落定和经过一段时间的缓和之后，矛盾不再尖锐和激烈，会有更多的人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待以前的新政和变法，会逐渐地肯定其中的一些做法——系统在各方比较温和的较量下，进行一些自我修复，以使大家共同乘坐的这条大船不至于沉没！但如果还不能够及时修复，那么就会引发系统外部的力量的反弹，从而形成更大的动荡……

    中国历史上失败的变法改革者，其实都是失败了的英雄，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值得后人敬重——历史就是在这些变法和改革中曲折前进的！

    也许有很多的文人和史家不太欣赏王安石这个人，但狂傲执拗的半山先生又岂会在意尔等的坐而论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