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的考成法，是针对腐败的吏治的。作为—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张居正对明王朝所面临的问题有深刻认识。他认为当时国力匮乏和盗贼横行都是由于吏治不清造成的。官吏贪污，地主兼并，引起“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基于上述看法，张居正决定从整顿吏治开始他的改革。万历元年(1573年)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到衙门，层层考试，做到心中有数。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的拖拉现象。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至而夕奉行”(《明史?张居正传》)。

    张居正整饬吏治的目的主要还是“富国强兵”，在施行考成法时，将追收税负也作为考成地方官员的一项内容。这使惧于降罚的各级官员不敢懈怠，督责户主们把当年税粮完纳。由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使国库日益充裕，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

    同时，在财政方面，张居正还大力节流开源。一方面，严格控制政府甚至包括皇室的各种开支，另一方面，又提出惩办贪污、清理欠赋和清查田亩等三项措施来开源，其中尤以清查田亩声势浩大。

    史书资料显示，在朱元璋洪武年间，全国土地最多时有8.5亿亩，而到了万历六年，则只剩下5.1亿亩。两百年间，为国家纳税的田地减少了3亿多亩，全国将近40%的土地，落入豪门富户贪官污吏手中。张居正的重新丈量田亩，为国家多增了1.8亿亩田地。他的将土地与人口挂钩的一条鞭赋税制度，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和痛苦，却引起了豪富的不满。

    —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是我国税收历史上由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变的一个标志。它把一切征项包括田赋、徭役、杂税等合并起来编为一条征收，化繁为简；把过去按丁、户征收的力役改为折银征收，称为户丁银，户丁银摊入田赋中征收。需要注意的是一条鞭法还没有把力役全部摊入田赋，只是部分摊入；“一概征银”，无论田赋或力役一律折银缴纳，差役由政府雇人充当。清初继承明制，继续实行一条鞭法。到雍正年间，又在这一基础上进行重大改革，实行“摊丁入亩”。

    从上述种种措施可以看出，张居正一切的改革着眼于国家的利益，因而他不可能不得罪明王朝政治系统中的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考成法让众多官员战战兢兢，清查田亩和—条鞭法又将全国的豪门大户贪官污吏全部给得罪了，惟一受惠的，只有国家。

    “我们应该知道，从1572年年中到1582年年中，帝国官僚政治的效率在某个人的督促下达到了它的顶点，这个顶点还标志着那个时代在中国社会的政治传统的束缚下人力所能做到的极限”（黄仁宇）。在种种措施的合力下，万历十年，张居正死后，帝国粮库存粮可满足九年需要，国库存银1250万两，各省省库存银均在15万到80万之间。而在万历初年，帝国财政空虚，入不敷出，甚至连官员的俸禄都很难照实发放。

    一个人的力量竟然能达到如此地步，的确让人为之惊叹。但同时，这毫无疑问也必然会埋下祸根。

    张居正虽然得到了皇帝和皇太后的支持，又有了冯保的帮助，有权力上的足够保障，然而，大明王朝在当时已走过两百多年的漫长岁月，各种各样的弊病已经深入骨髓，张居正的灵丹妙药只是解决一时之痛，让病人的脸上重新有了血色和容光——原来就存在的各种毒瘤与病菌不可能在这几服药的作用下消除，而是暂时被压制住了，被压制的还包括皇室的虚荣心和皇帝的权力欲望。所有的不满都在悄无声息地堆积着，寻找着一个爆发的机会。

    事实上，在考成法制定实施之初，就有人跳出来了。而首先发难的，并不是那些在考成法中被废黜的官吏，而是当时的清流代表——监察御史和给事中。

    明朝的清流在历史上的评价并不怎么好。中国历史上的清浊之争一直延续了上千年，客观地说，清流对政治起到了一定的监督和制约的作用，清流中有许多耿直忠介之士，冒死直言，促使政治舞台保持一定程度的清明。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说，清流也始终有不了解实际情况坐而论道的不足之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情况也屡见不鲜。明王朝的学术界非常脱离实际，一批文人学士谈玄说虚，鄙薄民生实事。他们嘲讽张居正说:“吾辈谓张公柄用，当行帝王之道，今观其议论，不过富国强兵而已，殊使人失望。”——这帮人连富国强兵都看不起，言必称孔孟先贤，一直幻想着什么“三王之治”，完全脱离了实际。而张居正对此报之一笑说:“过誉我矣! 吾安能使富国强兵哉!”

    当考成法出台之后，张居正利用科道官员——也就是监察御史和给事中——加强行政纪律，运用他们的弹劾权力支持他的计划。这位孜孜不倦的大学士制定了一种方案，给事中们由此要将欠税和帝国各府县的盗匪案件造册。所有欠税必须全部征收，所有盗匪必须捕获。中央政府每月和每半年要总结任何未了事务。一个长官除非由给谏官署辨明无罪，他便不能被提升或调职。在某些未清情况下，官员们甚至于退职后被召回以回答有关未尽责任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科道官员实质上是担任的审计监督的工作。

    这样一来，这些清流代表的科道官员就很不满意了。他们本就对张居正勾结太监弄权不满，更不屑于去做张居正给他们安排的审计监督工作——在他们看来这是俗吏才做的事情。因此，他们便对张居正大加弹劾。

    张居正的施政成绩明显摆在那里，来自这帮脱离实际的书生的攻击，不仅让张居正愤怒，连小皇帝也愤怒了。书生们的这次弹劾当然不会有任何好结果。

    但接下来的“夺情事件”则是比较严重的一个政治危机。

    万历五年的九月十三日，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二十五日，这个消息传到北京。按照礼法和惯例，他必须离职守孝三年，即所谓的“丁忧”。

    在这种情况下，张居正陷入尴尬之中。一方面，他如果不回家守孝，就立刻会被别人看不起；另一方面，一旦他离职，人走茶凉，许多政策不仅无法保证继续施行，甚至他的敌人很可能乘机对他发动攻击，让他永世不复。

    在万历皇帝的挽留旨意下，即所谓特殊情况下的“夺情”，他让他儿子奔丧，自己继续在京城任职。张居正的这个选择，毫无疑问给了对他心怀不满的官员和道学家们一个攻击他的机会。有不少人抓住张居正父死不奔丧的事，大做文章，纷纷向明神宗上书弹劾，有人甚至在大街揭贴告白攻击张居正，闹得满城风雨。而在这群反对者中，竟然还包括几个他比较亲近的朋友和下属。他们联合起来质问皇帝说：陛下以江山社稷为重挽留张居正，然而江山社稷最重要的就是三纲五常。张居正是皇帝的老师，又是首辅，应该为天下人表率，却置纲常于不顾，难道江山社稷还能安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