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并非完全没有人支持张居正，处于权力顶层的皇帝、皇太后和大太监冯保都坚定地站在他的这一边。皇帝最后下令，再反对张居正留任的一律处死，攻击才平息下来。

    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出张居正并没能建立起一个政治势力集团的弱点了。他完全是凭借个人的力量来督促整个政策的施行，在他暂时离开之际无法放心地让人代行他的政策和位置。他虽然也提拔了一些自己的干部，但并没有形成有效的梯次配置和紧密的团结。相比较起来，王安石也有起落，但他毕竟还有一个“新党”在贯彻自己的意图，那些人的人品暂时不论，但比起张居正一旦遭遇困难就无人可以替代的窘况来看，毕竟还是好得多了。

    这次夺情事件对于张居正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原本以为自己一心为国，政绩也摆在面前，却没想到仍会有这么多的人不依不饶地与他为难。但可惜的是，张居正从这个事件中吸取的教训是偏颇的。

    在夺情事件以前，张居正在如何处理反对派的问题上比较理智。对于那些“以言乱政”者坚决予以清除,而对持不同政见者,则把他们安排到非要害部门,或令其退休。同时，对于有才能的人才也大力提拔，并不看重他原来是否支持自己。比如一向与他作对的马自强因精明能干而受推荐,马自强“不自意得之,颇德居正”。还有高拱的心腹杨博也被任为吏部尚书。这种做法，无疑极有利于提高他的声望。

    但在夺情事件之后，张居正大受刺激，开始以私人爱憎提拔或废黜官吏，而对于反对者，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宽容。他的心理变化不难理解，但作为大政治家来讲，这显然是不足取的。

    夺情事件是张居正执政中期发生的一起比较严重的危机，因为高层的绝对支持，张居正虽于声名有损，但权力与改革则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但时间会慢慢地改变一切。当初非常依赖张先生的小皇帝慢慢长大了。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作者）主义者关于什么是牢固的政治势力圈子曾经有过这样一个评定，那就是：在这样一个圈子中间，只能有一个一号人物，众多的三号人物，不能存在二号人物。否则，权力的平衡就会被打破，圈子的牢固性也就不复存在。

    人们往往把王安石和张居正相提并论。这两个人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不同的地方也很多。

    我们在前边已经分析过王安石的变法。王安石的新政，造就出一个新的势力团体，也就是所谓的新党。新党在推行新政中获得了政治上的利益，因此即使王安石下台，但新党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也必须继续推行新政。同样的，旧党也并非仅仅只是司马光一人，他们为了打压新党获取政治利益，也必然会反对新党的权力基础新政，这种状况同样不会因为司马光个人的存在与否而加以改变。新旧党之争，并不是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个人权力地位之争。

    正是因为新旧党之争不是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个人之争，因此宋神宗对这两个人的人品道德非常信任，朝政也相对处于平衡的状态。我们可以发现，终宋神宗一朝，虽然他对新政大力支持，但朝廷上的旧党人物并没有遭到残酷的打压，司马光、苏轼等人虽然因政见不同而遭贬，但作为政治的平衡力量是始终存在的并对王安石的新党保持着足够的压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这个政治圈子第一号人物的皇帝，才能安心支持王安石的变法，而不用担心某党某人会对他的政权造成威胁。而且，皇帝即位时已经是一个成年人，有足够的权威，是他赏识重用的王安石。在王安石、司马光等人的头上，天威是始终存在的。

    但张居正就不同了。当他大权在握之时，由于没有与他相平衡的力量存在，他也就成为了那个政治圈子中毫无疑问的二号人物。

    这个地位是非常尴尬的。对上来说，他是威胁者——尤其是对于年幼的皇帝和作为女性的皇太后来说，朝廷中出现一个独掌大权的臣子绝对是一个潜在的威胁。这种隐忧在他生前没有表现出来，但却在他死后表现了出来；对下来说，他是值得取代的对象——由于没有强有力的对立面，他的下属并不需要防备敌人而只需要往上爬就够了；而对于其他人来说，他毫无疑问是一个弄权擅权者——勾结太监和后宫，凌驾于小皇帝头上，这是张居正很遭人非议的地方。

    更致命的是，张居正没有用政治理想和利益建立起自己的队伍：用政治理想的旗帜的话，他自己的人格仿佛并不高尚，不用说与诸葛亮比了，比王安石也不行；但他也绝不是政治小人，一味地结党营私。他是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但不是一股势力的领袖。

    王安石当年还拥有一批既得利益者支持自己，这批既得利益者为了自己的利益，即使王安石不在也会继续推行他的政策和维护他的利益。而张居正是依靠皇权的权威和个人的才华督促整个官僚机构的运转，他没有造就出既得利益集团和忠心耿耿的追随者，他的下属与他之间并没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因此一旦失去皇权的支持以及他个人的死后，也就没有人会去延续他的政策和维护他的利益，造成了真正的“人亡政息”。他死后，除了一条鞭法保留了下来，其他所有的政策，全部被废除了。

    张居正死于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时年57岁。他的死，也有众多的说法，一说是为国操劳，积劳成疾；也有人说其贪恋女色，史载一代名将戚继光曾每年向张居正送一种叫“豹胆”的礼物，即海豹的睾丸，有壮阳作用，据说他的“后宫”不亚于年轻时候的明神宗的后宫，很多史官别有用心地称其“纵欲过度而亡”。无论如何，他的寿数不大，而他的恩师徐阶在他死后还健在，一直活到81岁。

    张居正死后，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

    应该说，神宗皇帝对于这位老师和首辅的感情是相当复杂的，可能多少有点类似于当年刘禅对诸葛亮的感情：先是学生对先生、后辈对前辈偶像式的惧怕和依赖，但逐渐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会有一些青春期少年对长辈和权威管束的反感和挑战，还有就是皇帝权力被压制的痛苦——从皇帝日后的表现来看，不论他政治上的成就如何，这家伙至少是个很有个性的倔强的情绪化严重的人，他后来为了立太子的事，与臣子们闹情绪不上朝达十几年之久！

    张居正的权实在太集中了，神宗皇帝渐渐长大起来后，几乎难以插手政务。有一次，郁闷的皇帝与一帮太监取乐，他喝醉酒后，无缘无故把两个小太监打得半死。这件事让太后知道了，马上把皇帝找来，狠狠地责备一顿，还叫左右拿《汉书?霍光传》叫皇帝读。西汉霍光辅政的时候，不是有个昌邑王刘贺即位后，被太后和霍光废掉皇位吗？现在的张居正的地位就像当年的霍光一样，皇帝长跪在太后面前承认错误。后来，张居正把引诱皇帝胡闹的太监全部赶走，太后还让张居正代皇帝起草了罪己诏。像诸如此类的对皇帝管制和约束事情还有不少，皇帝对张先生不可能没有看法：皇帝的威严何在？

    再说，张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皇帝的大权。在权力上，张居正隐然已经是皇帝的对立面。张居正去世，皇帝不得不表现出对其的“哀悼”，但他的心底到底是怎样的想法，只有天知道。

    政治的风向标在转变。

    就在张居正去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神宗命潘去职。潘晟乃居正生前所荐，他的下台，说明了皇帝对张居正态度微妙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