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曾选出在过去1000年来，全世界最富有的50人。在这50人中，有6名是中国人，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太监刘瑾、清商人伍秉鉴和宋子文。

    这个评选的标准不得其详，像成吉思汗和忽必烈，如何界定其个人财产与国家财富的分界，很值得商榷。伍秉鉴和宋子文如何发家致富，跟本书的主旨也没有什么关系。而刘瑾与和珅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富翁”了。

    明朝大太监刘瑾被处死后，在他的家中搜出黄金37万公斤，白银805万公斤，而明末国库仅有200万公斤白银——富可敌国，他可算是一大富翁了。

    然而和和珅比较起来，刘瑾之辈也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据载，和珅的家产，在嘉庆四年查抄时，统计为109册。如果把清单详细列出来，足够一本书的篇幅，其中的一小部分，大约有26册做了估价，价值在2亿两白银以上，估算其总资产当有8亿两白银以上，少说也有四个刘瑾。恐怕当时关在牢中的和珅本人也没有想到他自己会有这么多钱，他只知道自己有钱，金银珠宝到处都是，夹墙内藏着黄金，地窖内埋着白银，珍珠、玉器、珊瑚、瓷器、字画、房产、钱庄……，他和珅怎么能计算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少钱？嘉庆皇帝组织一个班子，费时费力地替他点清楚了。

    如果按购买力平价折合成今天的人民币，大概有250亿左右。平均分配给今天全中国13亿人，每人大概可以得到200元。

    乾隆末年，国家财政每年的实际收入大概是7000多万两白银，和珅的财产相当于清朝盛世10年的财政收入。当时流传着一句话是：“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这一位，才算是真正的天下第一大富翁。

    那么，和珅的钱从哪里来的呢？他是满州正红旗人，虽然是当时的高贵血统，但他少年的时候家里却很穷，也就是说，他没有继承到什么祖产。这个庞大的天文数字，是他在几十年的宦海生涯中，日积月累搜刮起来的。在乾隆晚年，和珅权势之盛，无人能及，“宠任冠朝列矣”。这位中国第一“富翁”，同时也是中国第一贪官。

    由于乾隆的宠信，和珅的官职在清朝近300年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和珅的官，武职——镶蓝旗满洲都统、正白旗满洲都统、镶黄旗满洲都统、步军统领；文职——内务府大臣、御前大臣、议政大臣、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军机大臣、领班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兼办理藩院尚书事；学职——殿试读卷官、日讲起居注官、《四库全书》馆正总裁、石经馆正总裁、国史馆正总裁、翰林院掌院学士；钱官——崇文门税务监督；内职——兼管太医院、御药房事务；爵位——太子太保、伯爵、公爵。

    翻看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典籍，大致上，我们能发现这样一个规律，那就是：所谓的权相奸相，往往只能出现在庸君昏君或者幼君的统治时期。也就是说，是因为一把手缺乏才能，所以才导致了奸佞之辈坐上二把手的位置，并长期为祸于天下。而在明君贤君的统治下，这样的情况是很难出现的。

    但很难出现，并不表示绝对没有可能。

    在中国历史上的几百个皇帝当中，乾隆绝对不能算是一个昏君或者是坏皇帝，“康乾盛世”是有历史公论的。然而，这个太平皇帝时间久了，莫名其妙地养出一个中国历史第一贪官和珅来。

    其实，仔细分析其内在原因，和珅出现在乾隆一朝，是有着必然原因的。

    在此，我们应该先分析一下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这个人。

    在分析康熙皇帝的那一章节中，我们曾经提到过弘历。小弘历的资质很不错，康熙皇帝非常喜爱这个孙子，在他12岁时曾特地把他带到宫中亲自教育，在康熙35个儿子上百个孙子中，这是绝无仅有的待遇。康熙之所以传位给雍正，据说就有弘历的原因，所谓的“佳子佳孙，可保大清三代江山。”以康熙之英明，如此青睐和看重这个孙子，足见弘历的天资。

    弘历从父亲手中接过江山社稷之后，也确实没有辜负爷爷的厚望，文治武功，均有可圈可点之处，有史家认为：乾隆一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均达到我国封建时期的顶峰。乾隆也自视甚高，除了对他爷爷圣祖康熙保持敬意以外，对历代帝王大都不放在眼中，晚年自夸“十全武功”，自号“十全老人”。

    乾隆的统治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其早期励精图治，所表现的政治才能不逊于其父祖，但到晚年，则飘飘然忘乎所以，自我感觉非常良好，好大喜功，藻饰太平。

    其实，在历史上这样的皇帝也不乏其人，本人很有才情，前半段也颇有作为，但到了后期，就志得意满起来，躺在以前的功劳和威望上，不容许有人攻击他开创的太平盛世，只喜欢听歌功颂德的话，只喜欢投自己所好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英明领袖往往晚节难保，很多长袖善舞的小人逐渐就有机会围绕在其身边，小人得进，则贤臣远矣。而且，封建帝王全部是终身制，虽然英明半辈子、糊涂半辈子的现象很常见，但也没什么好的办法——人家没有驾崩，你要怎么样，就是犯上、谋反！

    当然，这其中除了带有普遍性的规律以外，还有个人的性情和偏好的因素，具体到每个皇帝身上，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唐玄宗李隆基是在“开元盛世”之后得了一个绝代佳人杨贵妃，从而逐渐“堕落”的，而乾隆呢，则宠信上了和珅，虽然没有激起大的社会动荡，但也由着和珅把大清国十多年的财政收入都搬到了自己的家里。

    在乾隆早期，曾重用过孙嘉淦。孙嘉淦是大清朝不可多得的名臣，耿直不阿，铁骨铮铮，他曾给乾隆上过一篇奏折：

    小人进而君子退者，无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君子、小人共之，而且小人胜焉。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人君之）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人君之）目习投矣。即课事考劳，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人君之）心习又投矣。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主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视之而其颜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于是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夫至于小人合而君子离，其患可胜言哉！

    这是一篇可以千古流传的好文章。孙嘉淦把小人和君子的区别、小人如何得到宠幸分析得明明白白：小人和君子都有才，君子有德而小人没有，小人也有君子所没有的本事——“三投”，也就是巧言令色、不择手段地投上所好；当小人得志而君子被迫离开时，“其患可胜言哉！”

    古代也有一位名相用另一种方式就同一个内容劝诫过君王。那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一次，管仲陪着齐桓公来到马厩。齐桓公随口问了一句：“马厩里什么活最难干啊？”没等马厩里的官员说话，管仲抢着回答说：“我曾经在马厩里干过活，我认为是编栅栏的活最难。” 齐桓公不解，管仲解释说：“编栅栏的难处在于选择木料，如果一开始用了直的，那弯曲的就不会混进来，同样，如果一开始就用了弯曲的，那么直的就不好用上了。曲直不相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