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史家称此为中国近代史的发端。

    大清王朝承平景象下的种种弊端彻底地显露出来，此后内忧外患一直困扰着步履沉重的王朝，君臣百姓的日子都不好过。

    1851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爆发于广西金田村，史称太平天国起义。两年之后，便立国定都，大封有功。14年的时间，横扫中国18个省份，几乎彻底摧毁大清王朝。

    然而，用老百姓的话说，也许是清王朝气数未尽，命不该绝。如此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却在事业如日中天时，发生了最高层领导的权力内讧斗争，元气大伤。而清王朝这边，却出现了几个难得的人才，这就是后来被誉为“四大中兴名臣”的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四人。他们组建了以湖湘子弟为主要构成的湘军，最终攻克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南京），镇压了这次农民起义。

    曾左彭胡四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改写了中国的近代史，他们不但使大厦将倾的清王朝得以起死回生，又存在了几十年，而且，他们在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都对近代中国影响极大。后世学术界在如何评价其功过是非上有着巨大的分歧，尤其是对四人中的核心人物曾国藩，因其镇压农民起义，多有杀戮，更是众说纷纭。

    章太炎说曾国藩“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曾国藩十分佩服，他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完满乎？”（《毛泽东早期文稿》）；蒋介石则说“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无论如何评价，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近代政治人物多少都受到过这几位的影响。近年来，大陆出版的关于曾国藩的图书多不胜数，也足见其历史影响至今未衰。

    本书的主旨是讨论古代政治舞台上的圈子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来，这四人也是一个经典的政治圈子范例。

    曾左彭胡，四大中兴名臣，无一例外都是湖南人。

    历数近代中国政治舞台的风云人物，湘人多矣，足可以专著论之。其中代表性人物如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罗荣桓、魏源、黄兴、宋教仁、蔡锷、谭嗣同等等，都对中国近代历史有过巨大的影响。

    20世纪初，梁启超戊戊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曾写《少年中国说》传诵一时。另一位年轻的湖南才子杨度则效任公笔法，写了一首《少年湖南歌》，其中在对湖南的人杰地灵做了一番描述后，放言：“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其豪迈慷慨以及自负之气跃然纸上。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了湖南这块风水宝地以及近代以来产生于此的豪杰俊彦之士，就不会指责杨度的狂傲了——在传统文化和内在性格上，湖南人确实有其独特之处。

    开近代湖南风气的人物，笔者认为有两个人不得不提，一个是王夫之王船山先生，在思想学术上对后辈学人影响极大。他主张经世致用之学，反对治经的繁琐零碎和空疏无物，主张治学当为国计民生，为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也就是要致用，“知而不行，犹无知也。”“君子之道，力行而已。”

    另一个是陶澍（胡林翼的岳父，左宗棠的儿女亲家），“少负经世志”，历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在任时得魏源、林则徐、贺长龄等人的协助，进行了一系列整顿漕运、改革盐政、兴修水利的工作。其官位显赫，声誉卓著，是三湘子弟经世致用的一个现实楷模。

    但真正使湖南人整体崛起并使天下为之侧目的，则还是曾左彭胡四人。他们一手组建的湘军在与太平天国、捻军的征战以及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过程中，纵横天下，湘系人物也随之因功遍布政坛，其势力之大，令朝野为之侧目。

    在中国古代政治历史上，一般来说，每个朝代的政治舞台上多有一个相对的地域中心，因为科举考试取才的缘故，往往是文化发达的地区在政治上具有较多的机会，或者是跟随开国皇帝打天下的军功集团在王朝的前期发挥主导作用。而由于各种原因，历史上湖南很少出现过一流的政治人物。最明显的证据就是，1860年以前，湖南能跻身史传的人物极为罕见，有学者曾对此做过详尽的统计：南京大学历史系编的《中国历代名人辞典》收录鸦片战争以前历史名人3005人，其中湖南籍仅23人，占同期名人总数的0.77%；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代名人750人，其中属湘籍者85人，占同期总人数的11.33%。

    这种情况是因为曾左彭胡的出现而彻底改变的。

    太平天国平定之后，有人指出：“楚省风气，近年极旺，看曾涤生领师后，概用楚勇，遍用楚人。各省共总督八缺，湖南已居其五：直隶刘长佑、两江曾国藩、云贵劳崇光、闽浙左宗棠、陕甘杨载福是也。巡抚曾国荃、刘蓉、郭嵩焘皆楚人也，可谓盛矣，至提镇两司，湖南北者，更不可胜数，曾涤生胞兄弟二人，各得五等之爵，亦二百余年中所未见。”（张集馨：《道咸宦海闻见录》）还有人统计的数字是，湘军人物官至督抚者达27人，而且，此后的影响长盛不衰。所以，今天我们去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会赫然看见门口的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口气虽大，却也只令人感叹而无怪其狂妄之意。

    曾左彭胡之后，独撑晚清危局的李鸿章虽说不是湖南人物，也是出自曾国藩的门下，对曾以恩师相称，其发迹也有曾国藩刻意栽培，以收薪尽火传之意，这一点我们后文再叙。

    讲中国近代政治，离不开湖南；讲湖南，离不开曾左彭胡。

    曾左彭胡是所谓湖湘文化的代表性人物，又将之进一步发扬光大，使湖南人代有英杰。

    客观地分析，笔者认为这其中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地理位置对人的性格以及文化传统是有很大影响的。近代历史上的湖南有着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民风。

    在一个生态系统中，地理位置往往决定了气候条件，进一步又决定该地区的物种生态，人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肯定是要与其所存在的系统相适应的，这样才能和谐生存。而且，在古代生产力技术比较落后的情况下，人口流动性很小，人们“改天换地”之类的雄心壮志与希望也微乎其微，多半只能被动地去适应环境。久而久之，则会形成本地区的民风习俗。

    学者钱基博曾这样分析湖南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

    “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围。其他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淡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学风，盖地理使之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