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中如此概括：

    “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作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体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毅不拔的军人！”

    曾左彭胡的身上当然都具备了湖南人的这些精神和优点，但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他们也仅仅是普通的官员、书生而已。风云际会，历史终于把他们推到了前台。他们也抓住了机遇，把自己的特质发挥出来，并影响了历史。

    第二，曾左彭胡初始所练之兵，仅仅是乡勇团练的性质，也就是地方武装，为的是在兵荒马乱中保一方平安。这是朝廷在时局紧急时的应急措施，所以，其干部和兵员当然都是本乡本土的家乡儿郎。

    及至战局的发展以及曾国藩等人的能力和战绩表现，迫使朝廷不得不越来越倚重他们，团练也就逐渐发展成了军队，出境平乱，四处征战，战将和幕僚不断地因功而得到保举升迁，最后成此气候——这其实并非曾国藩的本意，更不是朝廷的初衷了。

    也就是说，主观上，曾国藩最初的想法无非是子弟兵保境安民，后来出境作战，多用湘人，也仅仅是因为许多共同的特性使其使用起来更加方便而已，并没有党羽天下的想法。而客观上，当湘军的升官发财效应出来后，湘中乃至天下人才争相投靠，以图有所作为，以至最后湘军和湘系都形成了可以左右天下的巨大势力。收拾完太平天国后，有许多人期冀曾国藩再走得更远一点……

    曾左彭胡四人中，毫无疑问，曾国藩是核心和隐然的领袖，他的成就和影响也最大，也最为后人所推崇。

    有幅对联高度概括了曾国藩的一生：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这个评价近乎圣人了。

    但曾国藩的天资并不高，是属于那种特别能下苦功夫的人。据说，曾有这样一个故事：

    曾国藩小时候在家里用功读书。有一天晚上，别人都睡觉了，他还在翻来覆去地背诵一篇文章。有个小偷潜伏在他家中，想等这个读书郎睡了好偷点东西。谁知道这个少年就是背不会，而且倔强得很，就是不睡。小偷实在等不及了，跳出来训斥曾国藩：“你这种资质还读什么书？这样简单的东西都背不会！”说完，就把那篇文章从头到尾背了出来——他听了半天，都早背会了。曾国藩目瞪口呆，小偷气冲冲地扬长而去。

    当然，这只是个笑话，有挤兑曾国藩之嫌。但曾国藩本人在自己的日记中也多次说自己的资质不高，所以要多用功——他的天资平平，应该是没错的。

    但这个湖南人认准了的事情就绝对要做好，曾国藩读书还是读出了功名，在28岁时进京“赶考”（会试），得中第三十八名，三个月后，在正大光明殿殿试，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得赐同进士出身。

    这一点上，他比左宗棠强，左只有一个举人的出身。但在二人成名之后，左宗棠以举人出身而建功立业为荣——这更可以显示出他的不同凡响；而曾国藩却终生以名列三甲为憾事。后人曾流传一个对联故事：曾国藩有一次在幕府与众幕僚闲谈，随口吟了一句上联：替如夫人洗脚。有个抖机灵的幕僚张口接了一句下联：赐同进士出身。

    殿试时三甲的功名就是：赐同进士出身。没有人家前边的“进士及第”的荣耀，曾国藩脸上登时就有些挂不住，气氛顿时尴尬。曾国藩的涵养不错，幕僚也是无心之过，也就算过去了。

    但在对待此等事情的态度上，也可看出曾左二人的性情来。

    虽然是“同进士出身”，但曾国藩的官运还是不错的，在京十年七迁，连升十级。先后任四川乡试正考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历署兵、工、刑、吏等部侍郎(应该算副部级吧)。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起义，他可能也就是个不错的尚书（正部级）而已——历朝历代，尚书多如牛毛，虽也光宗耀祖，但绝无可能封侯拜相了。

    历史有时候就好像是冯梦龙小说中的那位乔老爷，喜欢乱点“鸳鸯谱”，心血来潮时乱点的竟比深思熟虑后精选的更合卯榫。在江河日下的末世，曾国藩有民胞物与之量，求内圣外王之业，立志救焚拯溺，嘘枯回生，而且博求济民之方，却惟独对兵典兴趣不浓。然而历史就喜欢开这个玩笑，让这个以儒家圣人自期的书生去领兵打仗，并且最终居然还获得了胜利——他44岁时以在籍侍郎的身份组建湘军，11年之后，率领湘军攻陷天京。

    这是立功的一面，而曾国藩之所以能位列四人之首，为后世推崇，还在于他的立德和立言，他的道德和学问也不错。尤其是在修德持身方面，曾国藩终生在“慎独”上用功夫，自我要求极其严格，所以后人也将其作为读书人的典范，认为其颇有“内圣外王”之气象。

    内圣，是指道德的自我修炼，替圣人立言；外王，是指经世致用，拯救生灵之苦。联合起来就是，士大夫做官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济世，而济世又是为了体现一定的理念。如果再具体一点说，就是通过建功立业的方法，宣扬圣人之道。

    内圣外王，其实也就是做到了德、言、功的统一，谈何容易，别说排在曾国藩身后的三位，就是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能达此境界或被吹捧到这个地步的能有几人？

    除了曾国藩自己的刻苦“修炼”以外，他湖南人生性中倔强坚韧的一面，在他的事业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他为人所敬重和能够团结其他俊杰的一个原因。

    首先是因为做事情的大环境很不理想。满清政权对于汉人的提防和戒备无处不在。 “汉人必由翰林出身，始堪一拜，而满人则无论出身如何，均能资兼文武，位裁将相，其中盖有深意存焉。”（邹容《革命军》）据说在紫禁城中，有块御碑，专门提醒满族的高级干部：汉人不是同族，故不可轻授汉人以大权，惟令其供奔走之役而已。

    在这种种情势下，我们是很容易理解曾国藩办湘军之艰难的。一方面，太平天国声势浩大，就像一股所向披靡的龙卷风，暮气已重的满清军队则如枯枝败叶，不堪一击。太平军从广西金田杀到湖南省会长沙，只用了半年时间，再从湖南杀到南京，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以“风卷残云”来形容，丝毫不算夸张。面对如此强敌，虽竭尽全力也实无胜算。可另一方面，朝廷这边不仅兵力薄弱，而且国库空虚，要打赢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国家根本拿不出钱粮来，只能靠自己想办法。这倒也罢了，最让人气愤的是，还是朝廷的不信任和提防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