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勇训练没多久，还没有成为一支能够上战场的正式力量，朝廷就下了一道诏令，催曾国藩领军出战。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忍了，以顾全大局为重，选择了“以战代练”。结果靖港一战，湘军初战不利，士气大挫，纷纷夺路而逃。曾国藩镇压不住，又气又急，干脆一咬牙跳到冰冷的江水里。要不是幕僚拯救，他就真的喂鱼了。后来那个幕僚晚年请人画了一幅《铜官感旧图》，内容就是纪念他早年在靖港救起曾国藩的那次壮举。狂妄的左宗棠为此写了一篇序，大意是曾公当时获救当然是幸事，但即使没有获救，天下也一样会得到澄清。其言下之意自然是说他左宗棠也可担当此重任，没了曾公事情照样能办。

    左宗棠的序文中还记载了一件趣事，说曾麟书在老家听到儿子打了败仗打算自杀的消息后，便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儿此出以杀贼报国，非直为桑梓也。兵事时有利钝，出湖南境而战死，是皆死所；若死于湖南，吾不尔哭也！”老爷子这回真的动了肝火脾气，骂道：你堂堂男儿，报国捐躯，死哪儿去不行？现在吃了败仗，硬要死在家门口，岂非丢人现眼？要是你就这样子死了，我半滴老泪都懒得为你流！老爷子做思想工作，一手软，一手硬，火候恰好。

    曾国藩一生遭遇大厄的地方共有三处：一为靖港，二为湖口，三为祁门。靖港之战是湘军的出场亮相，逼得他差点自杀。而湖口大败时，他再次跳河。等到了祁门危急的时候，曾国藩对于失败不仅能够忍受，而且还能激励他人了。其实，他当时基本的心态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大不了就将自己性命搭进去就是了。

    据《欧阳兆熊笔记》记载，当祁门危急时，曾国藩手下的幕僚个个灰心丧气，连行李都准备好了，随时准备散伙逃命。有人问作者（欧阳兆熊）：“死在一堆如何？”可见士气之低迷，人心之悲观。曾国藩将众人的肚肠看得雪样分明，干脆发令：“贼势如此，有欲暂归者，支给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众幕僚听了这话，且惭且愧，人心反而安戢如堵了。

    在他屡败屡战苦力支撑的情况下，清政府依旧猜忌防范着他。当他攻下武昌之后，咸丰皇帝对他大加赞扬，可军机大臣祁隽藻却从旁大泼冷水，说什么曾某只是一名在籍侍郎，相当于匹夫，匹夫一呼，而应者云集，未必是国家之福。——其实，这也确实是“老成谋国”之言，历史上有哪个朝代的统治者允许手下的臣子拥兵自重的？太平天国是威胁，手握重兵的汉臣曾国藩也是威胁啊！

    曾国藩自然知道其中的微妙之处，他的尴尬位置多年来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善，作为一支军队的统帅，他处处受到高层以及地方大员的掣肘——这其实也是他后来大力保举自己人的原因之一。

    苦苦支撑的曾国藩忍到了极限，正巧老父亲于咸丰七年去世，便委军不顾，奔丧回乡。他此时本来是想借此机会向朝廷开条件讲价钱的。但戏剧性的是，他走后，太平天国发生了天京事变，全盛的太平天国因此元气大伤。清军得以喘息之机，并且还取得了一些战役上的胜利。咸丰皇帝也松了口气，也乘机将曾国藩撇到了一边，一撇就是一年零四个月。如果不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两员大将李秀成和陈玉成的奋战，使局面再度危急，清廷才又将他请出了山，曾国藩可能就真的再无领兵之日了。

    李秀成和陈玉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非常杰出的人才，经他们一番“重整河山”，清军重兵守卫的杭州、苏州相继失陷，浙江巡抚罗遵殿自杀，两江总督何桂清弃城而逃，东南形势急转直下。咸丰皇帝着了慌，只好将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军政大权全部交给曾国藩，命这位忠勇可嘉的湘军统帅“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其后不久还让他兼任浙江巡抚）。如此沉重的担子，当时普天之下也只有曾国藩一人能够挑得起。

    曾国藩再度出山，已非前日之尴尬处境，已然手握实权。而且，在家闲居的这一年多时间，他也充分检讨了自己以往的教训，不再一味地以刚猛处世任事，多了些必要的政治妥协和谋略。此后他的步调越走越顺，直至攻克南京，爵封一等侯（除却清初的三藩，一等侯爵是清王朝对汉员的最高礼遇，左宗棠军功盖世，也只封为二等侯）。

    “好汉打脱牙，和血吞”——这是曾国藩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十余年的时间，多少艰难困厄，没有坚韧不拔之精神，如何做得下来？

    也正因为曾国藩身上有这些优点，他才能以书生领兵，驾驭群雄，成为湘军和湘系的核心和领袖。

    我们细察曾国藩平生心迹，不难发现，他之所以一忍再忍，跟清王朝的大环境有关系，跟一些人事方面的因素也有关系——官场中本就需要忍耐，左宗棠更是一个需要他忍耐让步的人。

    和谨小慎微的曾国藩完全相反，左宗棠却是个恃才放旷之人。此人一生敢说敢做，豁达明快，是个快意男儿。正因为他的这种个性，所以他一直很看不起曾国藩，认为他“貌似君子，实为小人”。

    左宗棠是性情英雄。他的豪放，如果放到汉唐盛世的大格局之下，放到那些个人生意气开拓进取的年代，也许没有什么不和谐的。就如霍去病，“匈奴不灭，何以家为”；就如班超，“犯我大汉声威者，虽远必诛”；就如薛仁贵，“将军三箭定天山”；就如王玄策，率尼泊尔骑兵与印度作战……然而很不幸，他出生在清朝，出生一个没有大器局大气象的时代。思想上，整个社会渐趋保守；政治上，外强凌辱，内政腐败；因此，社会需要他的能力和才干，却不宽容他的性格。

    这个汉人太强硬，太无拘束，敢与强权对着干：慈禧的万寿圣节，他敢不参加行礼；法国人攻占台湾岛，他发出“渡海杀贼”的动员令；英国人竖上“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牌子，他立即捣毁并没收公园；只要他进入租界，租界当局立马换上中国龙旗，外国兵警执鞭清道；俄国人被赶出了新疆，伊犁被收回……

    他的才华也的确惊人。曾国藩说：“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有后人评论说：“唐太宗以后，对于国家领土贡献最大的人物，当首推左宗棠，实非过誉。”又有人说：“中国历史上有四个永远打不败的将军：汉朝的韩信、唐朝的李靖、宋朝的岳飞和清朝的左宗棠。”这些话也许有些过誉，然而在那样一个时代，有这么样一个人的出现，却又是多么的不容易。

    他并不是没有受过挫折的。左宗棠15岁参加县试，名列第一。次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21岁参加湖南乡试，中第18名。之后六年，三次赴京会试，均未考中。举人出身带给左宗棠一生一种颇为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他以极度的傲气来掩饰这一点缺憾，自比诸葛亮，说自己是“今亮”，大丈夫建功立业，岂可与那些死读书走官场门路的庸才同日而语；但另一方面，他毕竟是参加了考试而落第的，不是从开头就不在意，而是没有考取才不在意的，多少总有些酸溜溜的味道。

    但他又是幸运的。26岁获得同乡前辈陶澍的赏识，陶澍不顾自己的身份，非要与左宗棠“攀”儿女亲家，为自己的小儿子娶左宗棠的女儿，搞得胡林翼比他低了一辈，称他为“季丈”；37岁时被林则徐期许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并将自己在新疆积累的一手资料全部交给了他；太平天国兵临湖南时，湖南两任巡抚张亮基、骆炳章皆先后召他入幕，军机大事一任处置……

    有本事的人大多生性傲岸，瞧不起平庸的人。永州镇总兵樊燮到巡抚衙门办事，左宗棠责怪他没有给自己见礼，樊燮辩解：我是朝廷命官，你只是个来帮忙做事情的举人，我如何给你行礼？左宗棠被说到痛处，怒骂樊燮：“王八蛋，滚出去！” 樊燮哪能受这窝囊气，一状告到京城，说左宗棠是“劣幕”，把持湖南军政。咸丰帝也很气愤，下令要湖广总督官文处理此事，若属实则将左宗棠就地正法。樊燮本就是官文的亲信，早就瞧不惯左宗棠的“作威作福”，杀了“劣幕”左宗棠，可以借此打击日益强大的汉人势力。

    然而保左宗棠的人更多，曾国藩、胡林翼、贺长龄、郭嵩焘、骆炳章等等纷纷上书，湖南才子潘祖荫更写出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咸丰帝这才放过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