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当皇太极去世后，庄妃与世祖顺治福临成了孤儿寡母。而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手握兵权，虎视眈眈，庄妃毅然下嫁多尔衮……

    第四，当局势发生变化时，要及时调整自己的策略，完成在不同圈子之间的转换。这种转换并不完全是小人般的见风使舵、卖身求荣，而是在一定时期的政治策略（不是民族大义的大是大非）。

    政治的升迁其实就是圈子的转换。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种流动是自然规律。一般来说，一个官员在一个职位上干上几年，兢兢业业，有些成绩，没有什么过错的话，总能得到升迁的机会，更上一层楼。运气好的话，一步一个台阶，做到二三品的大员，然后能够平安着陆，告老还乡，这一辈子就算是成功了。

    政治上每上一个台阶，周围圈子的构成自然就发生了变化。比如说，原来的一个县令，虽然是一方百姓的父母官，是百姓眼中的“大老爷”了，但在政治系统中，却只是毛细血管类的末梢，人微言轻，在圈子中也是边缘和底层的角色。假设三五年后，升为知府了（以清朝的官制为例，各个朝代的设置不一样），政治地位提升了，那么他在圈子中的位置自然就不同了，对上他可以直接见到巡抚一级的官员，对下，他便成为管辖区域内（好多县）的政治核心人物。他原来班子中的成员，有的跟随他上一个台阶，也有的就被淘汰了，不在他的视线范围之内。这时候他的经营策略必然要有相应的调整。如果他的官运不错，十年后他做到了巡抚、尚书这一级，那就可以见到皇上了，“上达天听”，就要结交朝中权贵，敏感地关注着皇上的好恶、朝中力量的变化、政策的动向等等，下边的各级官员，哪些是自己人，哪些不太听话，哪些有点背景来历等等，也要清楚明白……

    上述是太平时期的一般规律，还有很多的特殊情况。在乱世或其他一些特殊时期，情况就要复杂得多。

    比较常见的开国皇帝对付开国元勋的例子，这几乎在历朝历代都会发生，“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当年依靠死党来打天下，可是一旦坐了天下，这些功臣就成为让新皇帝坐卧不安的政治势力，必要除之而后快。“汉初三杰”中，张良功成身退，韩信被杀（刘邦要没有除他的意思，吕后杀得了吗？），萧何被逼自污声名以自保，后来平定“七王之乱”的周亚夫被诬陷为“地上不反，到了地下也必反”而饿死牢中；李世民对功臣还可以，那确实是因为他自己了得，可到了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后，就不太好过日子了，也像萧何一样自毁名誉；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朱元璋最狠，借个胡惟庸案几乎将功臣诛杀殆尽……

    武则天为了上台和巩固统治，刚开始任用一批酷吏，残酷迫害打击“老同志”，一旦地位稳固了，那些酷吏得罪的人也太多，又失去了用处，马上就翻过手来，打掉这个小集团，团结利用其他的政治力量……

    中国古代的政治舞台上，还有一些特殊集团。严格意义上，他们不能称之为官员，但往往对官场有重大影响。我们来看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一个是太监妃嫔之类的后宫集团。太监是中国宫廷中的畸形人，是很可怜的一群人，他们多半是被生活所迫，才出此下策，但他们的位置太特殊了：天天伺候着皇上太后这些最高权力者。皇宫里的妃嫔们本就是个是非堆，吃醋邀宠，勾心斗角，但他们的家长里短可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家里的那点事能比的：天下是他们家的，那些男孩子长大了不是皇上就是王爷，都是在政治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公主们也不敢小视，将来的婆家也非同一般。

    在正常的政治生活中，这些后宫里的妃姘以及她们身后的外戚，还有那些大小太监，是没什么戏唱的，可中国历史上非正常的时期很多，老皇帝死了，新皇帝年幼，或者皇帝迷上了“杨贵妃”、“李娘娘”不理朝政了，还有的皇帝爱好琴棋书画，更有甚者，如我们前边讲过的明熹宗最爱干木匠活，天天拿着木匠的工具在宫里玩，大太监魏忠贤就在皇上兴头正浓时用政事去烦他……凡此种种，就使政治生活不正常了。

    君王不早朝后，大权旁落，有的落到了权臣手里，有的就落在了太监、外戚手里，这些乱七八糟的家伙实在是中国政治的祸胎。治乱循环中，老百姓受了多少罪？可没办法，家天下，世袭制，谁知道大家会摊上个什么样的皇帝呢？赶上李世民，大家就跟上过几十年好日子；碰上三十年不上朝的明神宗、想当木匠的明熹宗，那大家就认倒霉吧。

    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们点到为止，说多了让大家都窝心。

    另外一个特殊集团就有点意思了：以师爷为代表的幕僚以及胥吏集团。

    官与吏，原来是没有严格界限和区分的。譬如在两汉时代，每个机关的长官称为“官”，其他的属下就称为“吏”。唐朝的时候，吏和官之间的分际就很明显了，吏的地位逐渐下降，杜甫的“三吏”所指称的，就是差役了，“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这已经不是官员的概念。及至明朝，情况更加不同，朝廷规定了胥吏不准当御史和考进士，这就基本上把胥吏的出身和前途给限制死了。到了此时，吏便成为没有品级的行政公务人员。我们在舞台上经常看到的扛着水火棍吆喝的衙役，拿把扇子摇头晃脑的师爷，就是所谓的“吏”一类 的人物。

    这些舞台上的三花脸，在实际政治中可不是点缀，他们虽然没有品级，但却是不可缺少的实际行政人才，特别是师爷。

    说起师爷，我们多半会以为他们只是幕僚，也就是古代的秘书和参谋一类的人员，这样理解没有错，但至少是不全面的。

    我们知道，古代的官员大部分是科举出身，有了功名，但不等于就有了实际理治的才能，尤其是到一个地方上任以后，对地方行政系统的运作以及当地情况，基本上是两眼一抹黑，不甚了了，这时候，挑选一个好的师爷就至关重要了。在明清两代，师爷已经成为遍布全国行政系统的重要力量。

    当然，师爷中最有名的是“绍兴师爷”。明代有一位理学家陈几亭，他有一位朋友到绍兴去当知县，陈先生写了一篇文章送行。文章的大意是：天下的治乱在六部，而六部的胥吏全是绍兴人，这些绍兴人的父兄子弟都在老家。你到绍兴后，要多注意教化他们的子弟，他们长大了也会做胥吏，如果他们教化好了，天下就可治理好。所以，绍兴是天下治乱的根本。

    这些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很多实际政务都操持在胥吏手里，有人这样说：铨选可疾可弛，处分可轻可重，财赋可侵可化，典礼可举可废，人命可出可入，讼狱可大可小，工程可增可减——全在师爷之手。大概说来，具体的行政业务不外乎上述这七件事，而胥吏师爷就是承办这些具体事务的行家里手。一般有两种师爷：钱粮和刑名。他们的本事师徒相传，形成一个特殊的政治势力。

    好的胥吏和师爷与官员配合起来，则政治清明，否则，“任你官清似水，怎奈吏滑如油”，用人不当，治下无方，便会断送自己的政治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