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血》 第一部分
第三章（5）
“很自然，我们感到奇怪，克拉特先生在哪儿？凯尼恩在哪儿呢？司法长官说：‘我们到楼下去找找。’我们找的第一个地方是主卧室，克拉特先生睡觉的地方。床单被拉开了，有只钱夹丢在床脚的地方，从钱夹里撒出一叠弄得乱七八糟的卡片，好像是有人要通过卡片搜寻什么东西，一张便条，一张借据，谁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呢。事实上，钱夹里一分钱也没有。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这是克拉特先生的钱夹，他是从来不带现金的。这一点就连我这个搬到霍尔科姆仅仅两个多月的人也知道。我知道的另一件事是，无论是克拉特先生，还是凯尼恩，不戴眼镜就什么也看不见。而克拉特先生的眼镜就放在写字台上。所以我判断，不管他们去了什么地方，都不是自愿的。我们仔细察看，一切都很正常，没有搏斗的痕迹，没有任何扰乱的迹象。只有办公室是例外，那里的听筒没有挂在电话机上，电话线也被割断了，和厨房里一样。司法长官鲁滨逊在壁橱里发现了几支猎枪，用鼻子闻了闻，查看最近是否打过。他说没打过，我从未见过比他更迷惑的人，只听他说道：‘真要命，赫伯到底在哪儿？’这就那时，我们听到了脚步声。从地下室里传出楼梯的响声。‘谁在那儿？’司法长官问，好像他已经做好了射击的准备。一个声音说道：‘是我，温德尔。’原来是温德尔·迈耶，副司法长官。他进屋时好像没发现我们，就径直跑到地下室去调查了。司法长官告诉他，声音有点凄惨：‘温德尔，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楼上有两具尸体。’‘唉’，他叹了口气，温德尔也叹了口气，‘下面还有另外一具尸体。’于是我们跟随他走进了地下室。我想你也许会把那称为游戏室。那里并不怎么暗，有窗户，可以让充足的阳光照射进来。凯尼恩就在角落里，躺在一张沙发上。他的嘴被胶布封住了，手脚都像他母亲那样被捆在一起，绳子从手连到脚，最后绑在沙发扶手上，其过程同样复杂。不知怎么回事，凯尼恩总是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想是因为他最容易辨认吧，他看起来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原貌，虽然枪是正对着他的脸开的。他穿着一件T恤衫和一条蓝色牛仔裤，光着脚，好像他是匆忙之中穿上衣服的，手头能抓到什么，就穿上了什么。他的头靠在一对枕头上，枕头塞在下面，好像是要使目标更容易瞄准。
“司法长官接着问道：‘这个通向哪里？’意指地下室的另一扇门。司法长官在前面走，进去后伸手不见五指，好在埃瓦尔特先生找到了电灯开关。这是一间锅炉房，里面非常暖和。这个地方的人都在家里装一个煤气炉，然后将热气送到地面上，这花不了多少钱，这就是所有的屋子都热得过分的原因。我瞧了一眼克拉特先生，就不忍再看了。我知道单单开枪是不会流那么多血的。我猜得没错。他也被枪射杀，和凯尼恩一样，是正对着面部开枪的。但是也许在被子弹击中之前，他就已经死了。或者，不管怎么说吧，快要死了。因为他的喉咙被割断了。他穿着有条纹的睡衣，除此就没穿别的了。他的嘴被胶布封住；胶布还绑住了他的头。他的膝盖捆在一起，但手没有捆住，或者说，他设法挣脱掉了，天晓得是怎么回事，也许是因为愤怒，也许是因为疼痛，反正是把绑在他手上的绳子给挣断了。他四肢伸开躺在炉子前，身下是一只很大的硬纸板箱，这只箱子看来是故意放在那儿的。这是一只用来装床垫的箱子。司法长官说：‘瞧这里，温德尔。’他指着箱子上两个带血迹的脚印。带圈圈的半圆形的脚印中间有两个洞，像两只眼睛一样。我们中的一个人，也许是埃瓦尔特先生，我记不清了，指出了一件古怪的事情。这件事我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在我们头顶上有一条蒸汽管道，上面垂下来一条绳子，是杀人者用的那种绳子。很明显，克拉特先生曾被绑着双手吊在这里，然后绳子又被切断了。但是为什么呢？为了折磨他？我猜我们大概永远不会知道原因了。不会知道是谁干的，为什么干的，那天晚上这幢住宅里发生了什么。
“稍过片刻，屋子里很快就挤满了人。救护车来了，验尸官来了，卫理公会派来了牧师，警方的摄影师，州警察，电台和报纸的记者，噢，满满一屋子人。大部分人是被教堂叫来的，装做仿佛克拉特先生家的人还在。屋里非常安静，只有低声耳语。仿佛谁都不相信一样。一位警察问我在这儿是否有公干，说如果没有，我最好离开这儿。在屋外的草坪上，我看见副司法长官正在和一个人讲话，是阿尔弗雷德·斯托克莱因，农场的雇员。看起来斯托克莱因住的地方离克拉特家的房子不到一百码，两座房子之间除了一座谷仓外就没有别的建筑了。但是他说他从未听见任何声音，他说：‘我五分钟前才知道这件事，当时我的一个儿子跑回来对我说司法长官来了。我妻子和我昨天夜里连两个小时也没睡上，一直在忙上忙下的，因为我们的一个孩子病了。我们听到的唯一的声音是在大约十点半，十点三刻，我听见一辆小汽车开走了，我对妻子说，博比·鲁普走了。’我开始步行回家，大约在那条小路的半道上，我看见凯尼恩的那条老牧羊犬，那条狗吓坏了，夹着尾巴坐在那里，既不叫也不动。看见那条狗，不知怎的，又使我触景生情。我太茫然，太麻木了，竟没有感到整件事的荒谬邪恶。这痛苦，这恐怖，他们全死了，整整一家子。温和善良的人，我所认识的人，竟被谋杀了。你必须相信这是谋杀，因为这的确是真的。”
霍尔科姆每昼夜有八列直达客车匆匆开过。其中有两辆负责收发邮件，正如热心负责这一工作的人所解释的那样，办理这样的事务自有其困难之处。“是的，先生，你不得不保持警觉，这些火车打这里经过，有时时速达一百英里。光是那阵风，唉，就能把你刮倒。”当这些邮包飞出来时，真吓死人！就像橄榄球赛时抱住带球跑的球员一样：轰！轰！并不是我在抱怨，请注意。这是个好工作，是政府部门的工作，它使我保持了青春。”霍尔科姆的邮递员萨蒂·特鲁伊特太太，或者如镇上的人称她为特鲁伊特妈妈，看起来确实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她已经七十五岁了。特鲁伊特太太是一个身材矮壮、饱经风霜的寡妇，戴着三角大头巾，穿着牛仔靴（这是能穿在脚上的最舒服的东西，像潜鸟的羽毛一样柔软），她是霍尔科姆年纪最大的土著居民。“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人都和我有或多或少的亲属关系，那时我们管这个地方叫舍洛克。后来来了个名字叫霍尔科姆的陌生人。他是个养猪的，发了财，认为应该用他的名字命名这个小镇。他做了什么呢？很快就揭晓了，他背叛了我们，搬到了加利福尼亚。不是我们背叛他。我是在这儿出生的，我的孩子也是在这儿出生的。因此！我们！永远！在这里！”她的女儿默尔特·克莱尔，碰巧是当地的女邮政局长。“只是你不要认为这是我获得这个政府职位的原因。默尔特甚至不想让我来呢。这份工作你要竭力争取才能得到。谁投标最低就归谁；而我总是喊得最低，低到连毛毛虫都不屑一顾。哈哈！这肯定激怒了小伙子们。不错，先生，许多小伙子喜欢当邮递员。但是，当大雪积得有普里莫卡内拉老先生那么高，风刮得呼呼直响，而一袋袋邮包还得送时，我真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喜欢邮递员这差事啊！是吧！”
在特鲁伊特的工作中，星期天和其他日子一样是工作日。十一月十五日那天，正当她等着十点三十二分的西去列车时，她吃惊地发现两辆救护车穿过铁道，向克拉特家驶去。这件不寻常的事使她做出了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擅离职守。就让邮件随便放下吧，这件新闻是默尔特必须立刻知道的。
霍尔科姆人都称他们的邮局是“联邦大厦”，授予一座透风的、满是灰尘的小屋以这样的美称似乎名过其实。天花板裂开了缝，地板也颤抖了，信箱门关不上，灯泡坏了，钟也不走了。“是的，这很丢脸，”这位说话尖刻、多少有点独到见解、令人印象深刻的女负责人承认，“但邮票还是起作用的，不是吗？不管怎样，关我什么事？我只干我自己的事，自得其乐。我有一把摇椅，一只不错的炉子，一把咖啡壶，还有许多书报杂志可以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