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可能就是按这样的步骤发生的，这种可能性很大。但是杜威有一些疑点：“如果赫伯认为他的家人处于危险之中，面临致命的威胁，他一定会像老虎一样奋起搏斗。而且赫伯不是傻子，而是身体状态处于最佳的强壮的男人。凯尼恩也是，像他父亲一样强壮，个子还更高些，是个宽肩膀的小伙子。很难想象一个人，不管有没有武器，能同时对付他们两个。”另外，有理由认为这四个人是由一个人捆起来的：四人身上的绳套都是同一种类型，都是水手用的绳套。

    杜威，以及他的大部分同事，都倾向于第二种假设。第二种假设在很多要点上与第一种一样，但重要的区别在于凶手不是一个人，他还有一个同伙，这个同伙帮助他制服克拉特一家，用胶带封嘴，用绳子捆绑。但是，第二种假设仍然有漏洞。比如，杜威就发现很难理解“两个人怎么会同样地愤怒，怎么会在同样疯狂的暴怒状态下实施犯罪”。他继续解释：“假设凶手为克拉特家所认识，是社区的一员；假设他是个普通人，一个有着怪癖，对克拉特一家或某位家人抱有邪恶嫉妒之心的普通人，但他从哪儿找到一个足够疯狂、愿意帮他的同伙呢？这讲不通，也不合理。这样，一接触这个问题，就讲不出个所以然了。”

    新闻发布会后，杜威返回自己的办公室，这间屋子是司法长官临时借给他的，里面摆着一张桌子和两把笔直的靠背椅。桌子上散乱地放着的东西是杜威希望有朝一日能在法庭上展示的：胶带和从受害者身上解下来的绳套，这些东西现在都封装在塑料袋里（这两件物品作为线索都不能寄予太大希望，因为二者都是大路货，在美国随处可得），桌子上还放着警方摄影师拍摄的犯罪现场的照片，二十张放大了的照片：克拉特先生破碎的头盖骨，他儿子被毁容的面孔，南希被绑着的手以及她母亲虽已死去但仍然睁着的眼睛，等等。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杜威将花大量时间研究这些照片，希望能“突然从中发现什么”，也许某个有意义的细节会不言自喻：“犹如那些拼图。叫你猜猜‘在这张画里能找到多少野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我所要做的，找出隐藏的野兽。我觉得他们肯定在那儿，如果我能看见他们的话。”实际上，一张克拉特先生躺在装床垫的纸箱上的照片已经令人惊奇地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脚印，带有钻石图案的鞋底留下的模糊足迹。这些脚印虽然肉眼难以辨认，但是在闪光灯的照射下却逼真地显露出来。这些脚印，再加上在同一个纸箱上发现的另一个脚印，猫爪图案的前脚掌留下的清晰的血脚印，是侦查员们目前所能宣称的唯一“重要线索”。但是他们不打算公之于众；杜威和他的小组决定保守秘密，不透露这些证据的存在。

    杜威桌子上的另一件材料是南希·克拉特的日记本。他已经浏览了一遍，此时他开始仔细阅读每天的记录。这本日记从南希十三岁生日开始记起，到离她十七岁生日不到两个月时结束。这是一个聪明孩子感情的真实吐露，她极喜欢动物，并且喜欢阅读、烹调、缝纫、跳舞和骑马，是个讨人喜爱的漂亮的少女，她认为“谈情说爱很有意思”，然而“实际上仅仅对博比有真爱”。杜威首先读的是最后一天的记录。只有三行字，大概是她死前一到两个小时写的。“乔利妮来过了，我教她做樱桃馅饼。陪洛克西练习。博比来了，我们一起看电视。博比在十一点离开。”

    年轻的鲁普是目前所知最后见到克拉特一家的人，他已经接受了详细的讯问，虽然他一五一十地讲述了自己“只不过和克拉特一家度过了一个平常的夜晚”，但是他仍然要接受第二次讯问，这一次将要对他使用测谎仪。事实很明显，警方不想轻易地把他从嫌疑犯中排除出去。杜威自己相信这个孩子“和案件没有任何联系”，但毫无疑问，在调查的初期，博比是唯一可以认为有犯罪动机的人，尽管这很牵强。在日记里，南希时不时提到的情形令警方认为可以使人产生作案动机：她父亲坚持要她和博比“一刀两断”，停止“频繁的接触”，他反对的理由是克拉特全家都是卫理公会教徒，而鲁普家是天主教徒，在他看来，这足以使他俩结婚的希望变成泡影。但是日记中最吸引杜威的不是克拉特家和鲁普家以及卫理公会和天主教的区别，而是一只猫，一只神秘死亡的猫。这只名叫布波斯的猫是南希最喜爱的宠物，据南希死前两个星期的日记，她发现布波斯“躺在谷仓里，死了”，她怀疑“是被人毒死的”。日记写道：“可怜的布波斯。我把它埋在了一个特别的地方。”读到这句话时，杜威觉得“这可能非常重要”。如果猫是被毒死的，那么这一行为会不会是谋杀者一次小小的、恶毒的预演呢？他决心找到南希埋葬宠物的这个“特别的地方”，虽然这意味着要找遍面积广阔的河谷农场。

    在杜威研读日记的时候，他的首要助手丘奇、邓茨和奈正穿街走巷，像邓茨所说，“和那些能向我们提供点什么的人谈话”。这些人包括霍尔科姆学校的教职员工，南希和凯尼恩都是载入该校荣誉名册的高材生；河谷农场的雇员（其人数在春夏之际有时可以达到十八名，但是在现在的休耕季节里，只有杰拉尔德·冯·弗里特和三位雇员，外加赫尔姆太太）；受害者的朋友；他们的邻居；特别是他们的亲戚。远远近近，最后大约有二十名亲戚赶来参加将在星期三早晨举行的葬礼。

    三十四岁的哈罗德·奈是堪萨斯州调查局中最年轻的，他身材矮小，精力充沛，一双眼睛滴溜溜地转，透露出猜疑的神色；他尖鼻子、尖下巴，头脑敏锐，所负责的任务是访问克拉特家的亲戚，他称之为“该死的复杂的活儿”。“这对你是痛苦，对他们也是痛苦。一谈到谋杀案，你就不能尊重什么悲伤、隐私和个人感受了。你必须问那些问题。而有些问题会很伤害人。”但是，在他所询问的人里，在他所问的问题里（“我正在调查情感方面的背景。我认为，答案也许是另一个女人，一个三角关系。哎，想想看：克拉特先生春秋正盛，身体健康，但他的妻子却半死不活的，她和他分居，睡在不同的卧室里”），没有一个可以提供有用的信息；就连克拉特先生两个活着的女儿也想不出凶杀的原因。总之，奈仅仅明白了一件事：“在全世界所有的人里，克拉特一家是最不可能被谋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