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城一家旅馆的房间。房间里有一个丑陋却很时髦的柜子，上面镶着一面紫色的镜子，在镜子的一角贴着一张旅馆管理部门的通知，用西班牙语和英语写着：您的房间下午两点到期。也就是说，时间一到，房客们要么离开、要么再交一天的房租，这可是现在的两位房客从未想过的奢侈。他们只想知道能否把以前的房租交上，因为一切果真不出佩里所料：迪克把车卖了，三天以后，卖车得来的两百块钱大部分已经不见了踪影。第四天，迪克出去找正经的活儿干，晚上回来他对佩里说：“操他妈！你知道他们给多少钱？多少工资？一个熟练的机修工一天才两块钱！墨西哥！亲爱的，我受够了。我们必须离开这儿。回美国去。得了吧，我现在不想听。什么钻石，什么埋藏的宝藏！醒醒吧，小男孩儿。根本没有什么成箱的金子，也没有沉船。就算有，天啊，你连游泳都不会呢。”第二天，迪克就向他的两位墨西哥女友中较富的那位，银行家的遗孀，借钱买了两张经由圣迭戈、最远可达加利福尼亚州巴斯托的汽车票。他说：“巴斯托以后的路，我们用脚走。”

    当然，佩里可以坚持自己的主意，留在墨西哥，让迪克爱去哪儿就去哪儿。为什么不呢？难道他不一直都是个孤独者，没有“真正的朋友”吗？（除了灰头发、灰眼睛、“聪明绝顶的”威利·杰伊。）但是他害怕离开迪克，仿佛离开迪克就像是决心要从时速九十九英里的火车上跳下去似的，令他“有点儿恶心”。他害怕的根据，或者说他自己似乎相信的，是近来产生的一种迷信：只要和迪克在一起，就什么事都没有。还有迪克在叫他“醒一醒”时的认真劲儿，以及他在说出以前隐瞒的对于佩里的梦境和希望的看法时的咄咄逼人，所有这一切，既刚愎自用又是在向佩里呼吁，既令他受到伤害、感到震惊又使他为之着魔，几乎重新唤起他以前对迪克的信任：强硬，“百分之百男子气概”，讲究实际，善于决断，他答应过要听迪克的话。于是，墨西哥城十二月初一个寒意料峭的早晨，日出时分，佩里就开始在没有暖气的旅馆房间里整理他的东西，悄悄地，以免吵醒睡在床上的两个人：迪克和那位和他订婚的年轻姑娘，伊内兹。

    有件东西现在他不必牵挂了。在阿卡普尔科的最后一晚，一个小偷偷走了那把吉布森牌吉他。当时，他和奥托、迪克，还有牛仔，正在码头边的一家咖啡馆里为告别而喝得酩酊大醉，因此被人顺手牵羊。佩里为此很痛苦，他后来说：“真的感觉气恼，情绪低落。”他解释说：“这把吉他我一直带在身边，给它上蜡，擦得锃亮，我用它给自己调音，对待它就像对待一个你真心喜爱的姑娘，唉，还真有点儿神圣。”虽然吉他被偷走了，不会再产生什么所有权问题，但是其余的财物还有一个归宿的问题。他和迪克将来要步行赶路，很明显，除了几件衬衫和袜子，他们不可能带着所有的东西走。其余的衣物将被托运，实际上，佩里已经装满了一只纸板箱（里面除了几件没有洗过的脏衣服外，还有两双长统靴，其中一双鞋底上印着猫爪图案，另一双靴底是钻石花纹的），上面写着：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邮局转交佩里。

    但令人头疼的难题是如何处理这些心爱的和值得纪念的东西：两只沉重的大箱子，里面装满了书、地图、正在发黄的信件、抒情歌曲、诗歌以及一些非同寻常的纪念品（用他亲手杀死的内华达州响尾蛇的皮做的吊裤带和腰带；在横滨买的一只能激起性欲的小套子；从日本买的一颗石化矮树；一只阿拉斯加的熊掌）。也许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至少佩里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些东西留给“耶稣”。佩里脑子里所想的“耶稣”是咖啡馆对面旅馆那个很友好的人，佩里认为此人完全值得信赖，一旦他需要，“耶稣”就会把两只箱子寄给他。（他打算一有“固定住址”，就要回箱子。）

    但是有些东西实在太珍贵了，佩里舍不得丢下，于是在一对情人在床上酣睡、时钟慢慢走向下午两点的时候，佩里开始翻弄旧信、照片、剪报，从中挑选准备随身带走的值得纪念的东西。其中有一篇题目为《我儿子的生活史》的文章，上面有不少打字错误。作者是他父亲，是前年十二月为了帮助儿子获得假释而寄给堪萨斯州监狱的。这份文件佩里已经看过至少一百遍了，而且每次看都不会无动于衷。全文如下：

    童年时代，很高兴告诉你们，在我看来，他的童年既好又不好。是的，佩里出生时是个正常的孩子，身体健康，没错，开始时我能很好地照顾他，但是后来就不行了，因为我妻子变成了一个不要脸的酒鬼，而那时孩子们才刚到上学的年纪。性格开朗，既是也不是，要是他受到虐待，他就当真，会一直记在心里。我这人言出必行，我也这样要求孩子。我妻子就不同了。那时我们住在乡下，我们全是在野外干活的人。我教给孩子们的金玉良言：和平相处。好多次孩子们做错了事就互相揭发，而犯错的总会自己承认，主动站出来，挨一顿屁股板子，然后保证改好。孩子们干起活来总是很快，这样他们可以有时间去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洗干净，然后穿上干净的衣服。我对孩子要求很严格，不允许他们冒犯别人，如果别的孩子欺负他们，我就叫他们不要再和那些孩子一起玩。孩子们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从不惹麻烦。但是当我妻子想去城里过一种放荡的生活时，她确实跑到城里了，麻烦就全来了。我没管她，当她开着车离去，留下我孤单一人时，我还对她说再见（当时可是经济大萧条）。孩子们都扯着嗓子哭叫，而她只是一个劲儿地骂孩子，说孩子以后会逃出来找我。她变得疯疯癫癫，说她会让孩子们恨我，她的确做到了，但佩里除外。出于对孩子们的爱，几个月后，我去找他们，我在旧金山找到了他们，我妻子蒙在鼓里。虽然我妻子已经给老师下令不许我看望孩子，但我还是设法到学校里去看望了他们。我看到了在操场上玩耍的孩子，但是孩子们对我说“妈妈不让我们和你说话”，我吃了一惊。但佩里没有这样说，他是与众不同的。当时他抱住我，说想立刻跟我一起走。我对他说不行。但是放学后，他跑到我的律师林索·特尔克先生的办公室。我把佩里送回到他妈妈那儿，然后离开了旧金山。佩里后来告诉我，他妈妈让他去找个新家。孩子们和她在一起生活时，只要高兴，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明白佩里有麻烦了。我想让她提出来和我离婚，大概一年左右吧，她同意了。她酗酒，喜欢到外面游乐，和一个年轻人住在一起。离婚时我竭力争取监护权，结果获准，几个孩子全由我监护。我将佩里带回家，和我住在一起。其余几个孩子，我养不起，只好放在收容所里，因为他们有一半印第安血统，在我的要求下，他们得到了福利救济和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