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正如佩里回忆的那样，“我总在想爸爸，希望他能来带我走，我记得很清楚，就像在一秒钟前发生的那样，那次见到爸爸时，他正站在校园里。当时我感觉像戴·马乔洛①狠狠地将球一击。只是爸爸不肯帮助我，他对我说要乖，然后抱抱我，就离开了。不久母亲把我送进了一家天主教孤儿院，那里有些凶狠的母夜叉老是盯住我不放，因为我尿床而打我。这也是我讨厌修女，讨厌上帝和宗教的一个原因。但是后来我发现有些人更加邪恶。几个月后，我被撵出了孤儿院，我妈把我送进了一个更糟糕的地方。那是一家救世军开办的儿童庇护所。那儿的人也同样憎恨我。因为我尿床，而且还有一半印第安血统，所以一个女护士经常管我叫‘黑鬼’，还说黑鬼和印第安人没有任何区别。哦，她可真是一个邪恶的浑蛋！简直就是魔鬼的化身。她经常在浴盆里装满冰凉的冷水，把我扔进去，摁着我的头，直到憋得我脸色发紫，几乎断气为止。但是那个婊子后来被人发现了，因为我得了肺炎，差不多昏了过去，我住了将近两个月的医院。在我病重的时候，爸爸回来了。我病好后，他把我带走了。”

    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父子俩住在里诺附近的家中。佩里去上学，他回忆说：“我读完了三年级，这也是最后一年读书，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进过学校，因为那年夏天，爸爸造了一辆颇为原始的拖车，他称之为‘房车’，里面有两个铺位和一个小厨房。炉子非常好，你可以在上面做任何吃的。我们自己烤面包，我常做果酱，腌苹果酱啦、酸苹果酱啦。在后来的六年中，我们俩走遍了乡野，从未在一个地方停留很长。因为在一个地方呆的时间一久，人们就开始以异样的眼光看爸爸，仿佛他是个怪人似的，我讨厌这样，这令人觉得受到了伤害，因为那个时候我爱爸爸。尽管他有时对我很粗暴，但那时我确实很爱他，所以每次搬家时，我总是很高兴。”他们继续赶路，先到怀俄明州，又到爱达荷州、俄勒冈州，最后到达阿拉斯加州。在阿拉斯加，特克斯教儿子做黄金梦，怎样在雪水溪流的底部淘金；在那里，佩里还学会了打枪、剥熊皮、追踪狼和鹿。

    “天啊，那儿冷极了，”佩里还记得，“爸爸和我抱在一起睡，在毛毯和熊皮里缩成一团。早晨，在天亮前，我必须做好早餐，饼干、果汁、烤肉，我们就靠这些勉强度日。如果我没有长大，那么一切都好；但我年纪越大，对爸爸的感激之情就越少。在有的事情上，他什么都懂，但在另一些事上，却一无所知。他对自己儿子各方面都缺乏了解，譬如说，我第一次拿起口琴就会吹，吉他也是这样。我有天生的音乐才能。但父亲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从不关心。我还喜欢读书，喜欢提高自己遣词造句的能力，喜欢写歌，而且我还能拉会弹。但是我从未从他或者别人那里得到任何鼓励。许多个夜晚，我彻夜难眠，试图控制自己的幻想，部分原因是我无法停止幻想。每当天气冷得难以呼吸时，我就幻想夏威夷，想我看过的电影，我多么希望跟多萝西·拉莫①一起去夏威夷，那儿，阳光明媚，你身上穿的全部都是绿草和鲜花。”

    1945年，战争还在继续。一个温和的夜里，佩里穿了不少衣服，来到火奴鲁鲁的一家文身店，叫人在左前臂刺上了一种蛇和短剑的花纹。他去那里的过程是这样的：先和父亲吵了一架，接着搭便车从安克雷奇来到西雅图，去那里的国家商船办公室找工作。“如果我知道后来要应对怎样的情况，我决不会做这份工作，”佩里曾说，“我从未在乎过这份工作，我喜欢当水手，游遍各地的海港，就是这些。但是船上的那些男同性恋们从不让我安静。我只是一个十六岁的小孩，一个身材矮小的孩子。当然，我自己可以应付得来。但你知道，许多男同性恋者可不是柔弱女子，天啊，他们能把台球桌和钢琴扔出窗外。就是这些假娘儿们使你不得安宁，特别是他们几个一起整你的时候，而我只是一个小孩子，简直能逼得你想自杀。几年后，当我参军入伍，那会儿我在朝鲜，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我在军队表现很好，不比别人差，他们给我颁发了铜星勋章，但我却从未获得提升。四年后，整个该死的朝鲜战争结束了，我本来至少也应是个下士。但是我却没有当上下士。知道为什么吗？就因为我们那个军士太霸道，而我又不肯听话。上帝啊，我恨死了他那套做法，我不堪忍受。尽管，我不知道，但有些搞同性恋的男人我倒是挺喜欢的，只要他们不对我搞什么。我有一个知心朋友，真的很敏感，很聪明，结果也成了同性恋。”

    在离开国家商船队和入伍之间的那段时间，佩里和他父亲又和好了。他父亲在佩里走后曾流落到内华达州，后来又返回了阿拉斯加。1952年，在佩里服完兵役后，老头儿决定永远结束漂泊不定的生活。“父亲那时头脑发热，”佩里回忆说，“说他打算在安克雷奇的高速公路边买一块地，建一座打猎小屋，提供给游客，名字就叫‘猎人之家’。他让我赶快回来，帮他建房子。他确信我们会因此而发财。嗯，当时我还在部队上，驻扎在华盛顿州的李维斯堡，我买了一辆摩托车（他们应该称之为‘死得快’摩托车），刚一退役，我就出发去阿拉斯加，结果开到贝灵汉的时候，也就是州界的边上，天下雨，我的摩托车打了个滑。”

    这一滑就使父子俩的团聚推迟了一年。做手术、住院整整花去了半年，其余的时间他都是在贝灵汉附近一对住在森林里、靠伐木和打鱼为生的年轻印第安夫妇的家中度过的。“乔·詹姆斯和他妻子把我当朋友，虽然我们之间只差两三岁，但他们却收留了我，对我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这没什么，因为，他们喜欢孩子，精心照料他们。当时他们已经有了四个孩子；后来这一数字增加到七个。乔和他的家人对我非常好，我那时还拄着拐杖，什么忙也帮不上，只能坐着。所以为了能让我有点事做，也为了使自己有点用，我开办了一间所谓的学校，学生就是乔的孩子，还有他朋友的孩子。我们就在客厅里上课。我教他们吹口琴，弹吉他，还教他们书法，大家都称赞我的书法很漂亮，我的确写得不错，那是因为我买过一本有关书法的书，我练啊练，直到写得和书上印的一样好。而且，我们还常常读故事，孩子们轮流读，我同时纠正他们读错的地方。那真有趣。我喜欢孩子，小孩子。那段时光太美好了。但是春天来了，虽然走路还很疼，但我能走了。爸爸还在等着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