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在报告中指出，经过与有关同志商定，着即“加强我岸兵力，火力部署，以逸待劳，准备后发制人”。同时商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联临时代办，争取主动。当日，外公在报告上写下批语：“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外交谈判。”中方于深夜23时45分约见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向其递交了此份备忘录。中苏冲突仍然是箭在弦上。

    1969年9月2日，越南的胡志明主席逝世，周总理赴越吊唁。苏联方面也派出以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越南吊唁，并提出与周总理会晤。9月10日，外公及政治局在苏方一再提出希望后，派周总理在北京首都机场与其见面，史称“机场会谈”。这是1965年柯西金访华以来，双方政府首脑惟一一次接触。会谈虽然没有重大的成果，但双方达成了停火、维持现状的协议。中苏边界从此确实安静了许多。

    珍宝岛事件惊醒了世界。一个紧随美国总统身后的人开始对此做出分析，他就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

    时年不到40岁的哈佛大学哲学教授基辛格是尼克松总统的智囊团成员，他凭借自己对国际政治的精确分析能力为尼克松进言献策。在审视地图后他发现：冲突发生的地点离苏联铁路终点只有几英里，而离中国的任何一个铁路终点都有几百英里。任何一个国家的指挥者都不会选择这样不利的地点发动进攻——基辛格的判断虽与美国官方的“中国好战”结论相悖，但却更接近实际。在一个个类似的判断做出后，基辛格在尼克松心目中的地位日见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