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后的一天下午，克罗汀和我坐在她家窗边的长椅上，看着大雪飘落在培根街上。“做我们这一行的人少而精。”她说，“我们得到了钱——很多的钱——因为我们从那些国家里骗取了不计其数的钱。大致上你的工作就是去说服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将他们国家纳入到美国的产业利益发展网络之中，为美国的利益服务——为了满足我们的政治、经济或者军事需要，即将这些领导人骗入到无尽的债务中，使他们不得不对美国‘效忠’。我们可以随时利诱他们，来满足我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需要。同时，他们也因为能给其国家的人民带来工业园、发电站和机场而巩固其政治地位。美国的工程/建筑公司的所有者也因为承接了这些工程项目而赚得盆满钵满。”

    窗外大雪纷飞，在克罗汀布置得简约而舒服的家中，我们从容地倚在窗边，也就是在那天下午我才知道了“经济杀手”这个称谓的由来。克罗汀告诉我，自人类社会有历史记载以来，绝大多数的帝国都是建筑在强大的军事实力及其威慑力上的。然而，“二战”结束后，由于前苏联的核武器对美国造成的威胁，使得诉诸于军事对抗的方法太过冒险。

    1951年，关键时刻来临，伊朗挺身反抗掠夺本国自然资源和剥削其国民的英国石油公司。那家公司是现在的英国石油（British Petroleum，BP）的前身。作为回应，所采取的行动则是由民主选举产生且深得民心的伊朗总理穆罕默德 · 摩萨德（Mohammed Mossadegh，1951年《时代周刊》杂志评出的年度人物）将伊朗所有的石油资产国有化。恼羞成怒的英国立刻向其“二战”盟友的美国救助。然而，两国都担心军事报复可能会导致前苏联站在伊朗一边并且采取行动干涉。

    于是美国决定不派遣海军出战，而是派出了中央情报局的间谍克米特 · 罗斯福（Kermit Roosevelt，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 · 罗斯福的孙子）。他表现得很出色，成功地利用贿赂和恐吓拉拢了一帮人。接着他唆使这些人组织了一系列的街头暴乱和暴力游行，制造出摩萨德不受爱戴、治国无方的假象。最后，摩萨德下台了，并终生被软禁。亲美的伊朗国王穆罕默德 · 雷扎 · 巴拉维（Mohammad Reza Pahlavi）则成了无可匹敌的独裁者。克米特开创了一种新兴的职业，而我现在就加入其中了。

    罗斯福的旗开得胜，改写了中东的历史，而这也说明了采取军事行动来建立帝国的策略已经跟不上形势了。那时候也恰好遇上了很多国家倡议的“限制核武器军事行动”运动，该运动最后导致美国在朝鲜和越南蒙受耻辱。到了1968年，也就是我接受国家安全局面试的那一年，美国清楚地知道，如果想要实现全球帝国的梦想（正如总统约翰逊和尼克松等人预想的那样），美国就必须采用克米特 · 罗斯福在伊朗取胜的那种策略。这是唯一能躲过核灾难，不流一滴血就能战胜前苏联的方式。

    可是，克米特 · 罗斯福是中央情报局的成员。一旦他被逮住，后果将不堪设想。而美国将会有更多类似的任务要执行，于是，寻找一个避免让中央情报局直接介入的方法就显得非常重要。

    那些战略策划者非常幸运，因为国际形势的巨变让他们找到了灵感。20世纪60年代，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改变，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美国和其在欧洲的姐妹帝国建造者共同出资建立）在国际上的地位已经突显出来，政府、企业和国际组织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就此确立。

    大约是我进入波士顿大学商学院的那一年，避免中央情报局直接介入的方法已经出台并开始试行。美国情报机关——包括国家安全局——开始物色具备潜力的经济杀手，由国际企业负责聘用他们——政府是永远不会给经济杀手们发工资的，他们得到的一切报酬都来自于私人企业。这样一来，就算他们的肮脏行为被揭穿，也是归咎于私人企业，而与政府阴谋扯不上任何关系。另外，雇佣经济杀手的企业，尽管也是由政府部门和他们的跨国银行伙伴出钱兴办的（用的是纳税人的钱），他们却能成功地逃过国会监督和公众审查，被一系列不断增长的合法提案——包括商标、国际贸易和《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掩盖起来。

    “这样你明白了吧，”克罗汀说，“我们不过是接班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