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看待政治与道德的学问 9巧忠良臣魏征(2)
魏征招抚李密旧部有功,但被胁入农民军中一年半,再度归唐后就很难被重用。太子李建成听说魏征既有才华又有才能,就把他找来,给了他一个管理图书经籍的小官,叫做洗马。在这一阶段,魏征虽有文名,实际上并未发挥多大的作用,只是给李建成提过一个建议,让他带兵去攻打不堪一击的刘黑闼,既可建立军功,又可暗结豪杰,太子采纳了他的建议,结果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不久,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哥哥太子李建成、弟弟齐王李元吉,自己当了太子。李世民也知道魏征既是李建成的心腹,又非等闲人物,就立刻召见了他,责问他说:“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间的关系呢?”魏征没有巧言机辩,而是据理回答,不管是否触怒李世民,是否会被李世民杀头,他说:
“人各为其主。如果太子早听信了我的建议,就不会沦落到今天的下场了,我忠于李建成,是没有什么错的。管仲不是还射中过齐桓公的带钩吗?”
李世民听他说得既坦率又有理,尤其他举出了管仲射小白的历史故事,自己更不能显得连齐桓公小白重用仇人管仲的气度都没有,就赦免了他,并封他做掌管太子文书的管事主簿。至此魏征结束了他转来跳去更换主人的生涯,步入了他一生中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时代。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明君,他之所以“明”,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善于纳谏,由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他个人的品德才能,使唐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鼎盛的时期。
李世民即位不久,就提升魏征为谏议大夫,这真是得其所哉!不知是唐太宗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才成就了魏征的名声,还是魏征敢于犯颜直谏才促成了唐太宗善于纳谏的性格,抑或是二者互相作用,反正魏征的进谏和唐太宗的纳谏同样有名。
谏议大夫的职责是专门向皇帝提意见,在今天看来,这实在是个很奇特的官,说它重要,它又无足轻重,说它无足轻重,它又重要无比;说它有权,它又无尺寸之柄,说它无权,它又权力很大。这一切都取决于谏议大夫的意见皇帝听还是不听。
唐太宗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表现了唐太宗对他才能的认可和对他本人的信任与尊重,后来又把他提升为尚书丞,就更能使他随侍左右,时时处处提醒规劝皇帝了。
唐太宗的确是一位愿意提倡君臣之间“民主”的君主,他知道自己很容易受情绪左右,就提醒周围的大臣注意纠正他的偏激决定,并把批评朝政制度化。他建立了前朝所没有的新制度,即允许谏官、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这种制度不仅能够保证谏官、史官能够及时了解朝政的内幕,使得有所劝谏,还起到了一定的监察作用,使宰相及其他官员不敢谎报政绩。这种制度还规定,在会议之上,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如有过失和不当之处,谏官可当面指出,予以辩论。再者史官也了解皇帝大臣的许多情况,根据第一手材料写出起居注,对他们也是一种监督。
魏征就是在这种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里做谏官的,他劝谏的内容从长治久安的军国大计,到皇帝个人的起居生活,涉及到许多方面,对唐太宗及唐朝贞观年间的政治,可以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治理国家方面,尤其是在大乱之后拨乱反正,魏征充满了信心,主张宜快不宜慢,宜急不宜缓。唐太宗即位之时,天下初定,百废待举,唐太宗虽有心治理好国家,但到底该怎么办,却是心中无数。一天,他问魏征说:“贤明的君主治理好国家也该需要百多年的工夫吧?”魏征不同意他的想法,他认为:“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就像声音立刻就有回音一样,一年之内就可见到效果,三年见效就太晚了,怎么要等百年才能治好呢?”尚书仆射封德彝认为,“自古以降,人心一天不如一天,日趋奸诈,秦朝用严刑,汉朝用霸道,都没把人心教化成功,魏征想用这些满是书生气的话来治理国家,那必然败亡。”魏征则针锋相对地说:“大乱之后治理国家,就像饿极了的人要吃东西一样,来得更快。如果人心是如流水一般向下堕落,今天的人也都成了鬼怪,还谈什么治理国家呢?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问题是采取什么措施来治理,而不是人民是否可以教化。”唐太宗基本听从了魏征的意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只过了三两年,唐朝就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
在对待政治对手方面,魏征坚决主张招抚,反对镇压。在“玄武门之变”过后,忠于太子李建成的部下遍布全国,他们不知道李世民杀了李建成之后会对他们采取什么态度,一时人心惶惶,许多人准备造反。
魏征向李世民建议说:“要不计私仇,对他们以公处之,否则杀之不尽,祸根永远无法消除。”李世民同意了他的话,就派他为特使,给以便宜行事的权力,让他去太子势力较为集中的河北一带安抚人心。他到了河北的磁州,见到两辆去长安的囚车,里面装着“玄武门之变”中逃走的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下李治安和李思行。魏征找到押解他们的负责人说:“我离开长安以前,朝廷就已下令赦免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下,如今又把他们逮捕,岂不是自食其言、失信于人吗?如今,我来招抚还恐怕人家不愿相信我,怎么能把人押送长安呢?临行的时候,太宗让我便宜行事,我看把李治安和李思行放了,让他们跟我一起去招抚,一定会有很好的效果。”
大家都很同意魏征的意见,就放了那两个人,并给唐太宗写了报告。
魏征的正确做法,很快就安抚了河北一带,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唐太宗很赞赏魏征的做法,也就越加器重他。
在具体治理国家的方略上,魏征主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魏征认为,隋朝灭亡的教训在于扰民太多,国家赋税极重,徭役繁多,以致民不聊生,国家的败亡就从这里开始,因此,“静之则安,动之则乱”。因此,在整个贞观年间,朝廷的赋税和徭役不算太重,这是贞观年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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