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看待政治与道德的学问 9巧忠良臣魏征(4)
有一次,唐太宗得到了一只好的鹞鹰,自己非常喜欢,就把它架在手臂上玩耍,远远地看到魏征来了,十分紧张,赶紧把鹞鹰捂在怀里,怕魏征看到或是听到。其实呢,魏征早就看到了,他为了不让唐太宗贪恋声色犬马,就故意没完没了地禀奏公事,估摸着鹞鹰差不多憋死了,他才离开。等魏征走了,唐太宗赶忙从怀中取出鹞鹰,拿起一看,早已闷死了。
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怎样才能做一个“明君”,而不要成为一个“暗君”,魏征就给他讲了隋朝虞世基的故事。隋朝的虞世基专门投隋炀帝之所好,专说顺话,不讲逆耳之言;专报喜,不报忧,结果隋朝灭亡。由此,魏征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当然,唐太宗对魏征的劝谏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愉快接受的,有时是既恨又怕,甚至还想干脆杀掉他!
有一次,唐太宗罢朝回来,气冲冲地对皇后说:“我应当杀了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赶忙问要杀谁,唐太宗说:“魏征这家伙老是在朝廷上折辱我。”皇后听了这话,连忙回去换上一身朝服,恭恭敬敬地站在庭院里。太宗见了,十分惊讶,问她这是在干什么,皇后说:“我听说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有正直的臣下;现在魏征正直敢言,全是由陛下的英明所致呀,我怎敢不表示我的祝贺呢?”太宗听了,觉得很高兴。
唐太宗毕竟是一位明君,他虽然也像常人一样,喜欢听顺耳谀辞,不喜欢听逆耳忠言,但他还是能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保持较为清醒的头脑,所以,他对魏征既尊重,又保持着良好的感情。
魏征年老病重,太宗送医送药,使者相望于道路,来往不绝,并和太子一起去他家探望,把衡山公主许配给他的儿子魏叔玉。魏征去世后,太宗命朝中九品以上的官员都去吊唁,并为之亲自撰写碑文,刻于石上。太宗对他思念不已,跟左右的大臣说了如下的名言:
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这恐怕是历代大臣中所享受的最大的哀荣!
人言“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嫁二夫”,如果把臣子事君比做女子嫁夫的话,魏征是三嫁犹不是,直到第四嫁才找到了正主,应该算不得“忠臣”和“好女”了,可偏偏魏征名垂千古,不要说在浩若烟海的芸芸官僚中,就是在历代名臣中,他也是名臣之尤,能赶得上他的,恐怕还不是很多,原因何在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是一位巧忠良臣!说他巧忠,是因为他历事诸主,并不一味地愚忠,为一家一姓乃至一人去无谓地献出生命,但他又不是见风使舵,投机取巧,更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或是苟延残喘而去朝秦暮楚。在他的心中,有一个准则,那就是上安君国,下报黎民。有了这个基本准则,他就可以明确自己“择主”的标准,而不是随便摸过一个就奉为神明。从历史事实看,他先事元宝藏,后事李密,再降李渊,又投入窦建德军中,继而被皇太子李建成召为洗马,最后被唐太宗李世民重用,任何一次都不是他主动积极地寻找或是投奔,而是形势所迫。但一旦进入,他又总是采取较为积极的态度,主动地寻找机会,希望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当建议不被采纳或是机会不好时,只能说明他所遇非人,应当别就高明。所以,如果用“忠”字来概括他的前朝经历,他是“大忠”,而不是“小忠”。这一点,在他对待其旧主人的态度上也极其明确地表现出来,他在为李密写的墓志铭中,决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决不抱怨李密没有听从自己的建议,而是充分肯定了李密的英雄本色,对他表示尊重,寄予了同情。
说他是良臣,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样,既使自己赢得了名声,又使君主获得了声誉,还使国家人民得到了好处。他在进谏之时,不仅不为自己的实际利益乃至性命考虑,也不为自己的名誉考虑,实实在在,有什么问题就讲什么问题,苟且偷安、沽名钓誉与他无涉。所进之言,皆于国于民有利,动机与效果得到了很好的统一,因而成全了君、臣的名声,造福了国家人民,赢得了时人和后人的尊敬和赞扬,故称之为良臣。
在中国历史上,唐太宗恐怕是最善于纳谏的封建帝王之一,魏征也是最善于进谏和敢于进谏的名臣之一,两者相互促成,相互依存,无唐太宗便无魏征,无魏征也难得唐太宗。君臣二人,可谓明君与贤相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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