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认识帝王之术的学问 14改革者的结局(3)
从下达《定国是诏》起至变法彻底被镇压的一百多天里,光绪共下诏书一百一十多道,有时一天竟达五六道之多,其改革内容包括:设立学堂、学习西学、派人出国游历学习;改革科举、废除八股;奖励创办报刊、提倡上书建议;鼓励修铁路、开矿业及农工商业;奖励新发明、新著作;撤驿站、办邮政;裁减官员、精简机构、改订规章条例;改革军队训练、对海陆军用新法操练;改革财政、制订财政预算;准许旗人自谋生路等。
毫无疑问,这些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全面改革的措施对于增加中国的国力是有用处的,但其中许多措施触及了封建守旧派的观念和利益,因此引起了他们的恐慌和愤怒,他们鼓动慈禧太后坚决消灭改革。
谭嗣同像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拒绝出走,慷慨赴难,就义前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
慈禧太后对改革本不同意,她是封建守旧派的代表,根本就没有改革的思想和素质,更重要的是,她绝对不愿意放弃权力,如果光绪的改革继续深入发展下去,取得一定的成效,在朝野之上赢得人心,她就再也无法把持朝政了,因此,慈禧太后决不允许光绪的改革获得成功。
在“百日维新”中,许多守旧大臣对维新措施拒不执行,不仅当面“劝谏”光绪皇帝,还压住诏令不往下传达,或是扣住奏章不向上报,一怒之下,光绪罢了许多人的官。在处理一次扣压奏章的事件中,光绪一下子就罢免了六个大臣,造成了轰动一时的“罢黜六堂官”事件。
当然,慈禧太后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光绪的警惕,她躲在颐和园里,对光绪的一举一动全都清清楚楚。早在下达《定国是诏》的时候,慈禧就连下三道“上谕”,罢免翁同龢,使光绪失去了左膀右臂,并命凡二品以上的大官均须到太后面前谢恩,牢牢地掌握了人事大权。在“罢黜六堂官”事件之后,慈禧更是加紧密谋,准备以武力挟制光绪。
慈禧让掌握军队大权的荣禄调派军队,包围北京。于是,荣禄把当时清朝最为精锐的几支陆军调到北京的周围,一是把聂士成的甘军调驻天津,一是把董福祥的武毅军调驻长辛店。慈禧还派亲信重兵严密护卫颐和园。这样,慈禧就有恃无恐了。
光绪帝被囚禁的南海瀛台没有军权、没有政权而谈改革,历来是中国书生的一贯做法。然而,有了军权、政权的人为保既得利益又害怕改革。这真是中国改革的二律背反。
有意思的是,相对于慈禧太后的十万雄师,光绪的改革者只是几个文弱书生。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授予了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人四品官位,担任军机处章京,做文书工作,人称“军机四卿”,再加上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过六人。而这些人一点军政实权都没有,只能今天上一个奏章,明天上一个奏章,连光绪的面也见不上。而光绪呢?今天一个诏令,明天一个诏令,至于能否实行,天才知道。这种变法在思想文化上的影响固然是巨大的,但在实际操作上,无异于儿童过家家,大人一来,小孩就只有散伙了。
光绪对于慈禧太后的阴谋一无所知,只是从每日朝见慈禧太后的感觉中,觉察到大事不妙。于是,他写了几道“密诏”,要康有为到上海办报馆,实是要他去避难。等光绪密召杨锐入宫,向他说明紧急情况,要他设法解决时,杨锐惊慌失措,竟冒出了一句书生气十足的话:“这是陛下的家事,应当同您家人商量。”至此,光绪已完全绝望,他紧张、焦躁、愤怒,但却一筹莫展。他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自己只能坐以待毙。
但他还想作一番努力,当时,袁世凯正在北京,光绪于九月十六日召见袁世凯。在光绪看来,袁世凯对维新变法一贯表现得较为积极,他想争取袁世凯的军队,也许会有挽回败局的可能。在与袁世凯面谈时,光绪对他倍加称赞,并大升其官。袁世凯先是一惊一喜,随后恍然大悟,明白了光绪是想利用自己。袁世凯权衡了各方力量之后,立刻跑回天津驻军所在地,向荣禄告密,荣禄得讯,当晚就乘火车从天津赶往颐和园,向慈禧报告。
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回宫,光绪慌忙跪地迎接,慈禧太后声色俱厉地把他训斥了一番,以光绪的名义下了两道“上谕”,宣告光绪退位,自己重新训政。
慈禧把光绪囚于瀛台,又捉住了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六人,并将他们斩首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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