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二月，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在这里，他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躬耕东坡，留下了许多佳话。

    宋神宗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十八岁的宋神宗病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由高太后摄权听政。高太后一贯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在高太后掌权后，第一件事就是清除那些靠结党营私而爬上高位的官员，她免去了王圭的宰相职位，重新任命司马光为宰相，对那帮因反对新法而遭贬斥的人物，也陆续复用，这样，苏轼先被任命为登州太守，后又召还朝廷。李定、舒亶等人见苏轼果然东山再起，又恨又怕，便时时寻找机会陷害苏轼。

    恰在其时，辽国派使臣来朝，带来一副对子的上联，要大宋朝在三日之内对上下联，若能对上，即为上邦，若对不上，便为下邦。这对子的上联是：

    三光日月星。

    高太后传旨，让百官联对，可此联实在太难，百官无一能对。李定和舒亶推荐苏轼入对，说苏轼文名满天下，定能对上，若不苏轼书《寒食贴》局部

    能对出，便是欺世盗名之辈。高太后听了，明知他俩陷害苏轼，但她还是相信苏轼可以对出，便召苏轼前来。

    苏轼见了辽使，尚不明白他何以耀武扬威，待说明来意，苏轼便请辽使亮对，辽使大声朗诵道：“三光日月星。”苏轼一听，哑然失笑道：“敝国三岁蒙童也能对出，满朝文武，无非不屑联对，逗你玩罢了！”辽使发怒，以为他对不出，故意大言欺人，便催他快对。苏轼说：“敝国蒙童即读《诗经》，我对‘四诗风雅颂’可以吗？”此对一出，辽使愕然，满堂大哗，叹为绝对。这“风”、“雅”、“颂”中的“雅”分为“大雅”和“小雅”两种，故可称四诗，一下子解决了数字“四”和后面三个字代表三种事物的矛盾，可谓巧妙至极，况且还寓有把“四诗”比作“三光”之意。

    苏轼趁势戏弄辽使说：“贵国这副对子，我信手拈来即可，‘一宫清慎廉’，‘一阵风雷雨’，‘半桶泥涂浆’……”弄得辽使晕头转向，羞惭万分，只得自认下邦，狼狈而去。

    李定、舒亶弄巧成拙，反帮了苏轼的一个大忙。在高太后的支持下，苏轼在一年之内连升三次官，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其职权在副宰相之上。

    司马光任宰相以后，当然要废除新法，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三月，司马光主持政事堂会议，要求五品以上的朝官全参加，中心议题是全盘废除王安石所行的新法。苏轼在被贬过程中，亲眼看到了新法推行后的一些好处，觉得不应该全盘废除新法，因此，他反对司马光的主张。

    对于王安石的新法，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能全盘否定。北宋以后，“冗官、冗军、冗费”十分严重，王安石主要针对“三冗”，精简机构，收拢权力，提高效率，发展经济，应该说是正确的，但由于王安石用人不当，再加上守旧派反对，推行不力，新法实行了十几年确实未有大的成效，原来的问题反显得更严重。因此，司马光当然要废除新法。

    苏轼《中山松醪赋》

    座中客满惟忧百榼之空身后名轻但觉一杯之重豢饱我而不我觉布帛燠我而不我娱唯此君独游万物之表盖天下不可一日而无

    宋／苏轼／浊醪有妙理赋

    而就在这次会上，苏轼竟放了“头炮”，他说：“天下所以不能大治的原因，失误在于用人不当，而不是法本身的错误。如今您要全盘废除新法，实属大错！”此言一出，不仅司马光大惊，整个政事堂的气氛都为之凝固。司马光不解地问：“你我过去一同反对新法，况又遭新党之害，为什么还要为新党新法说话呢？”苏轼说：“一切据实情而定，乃是为官为政之道，不应存党派门户之见，也不应有私人政见之争。过去王安石急行新法，确有不当，但如今尽废新法，亦如抱石而救溺，也不妥当！”司马光听了苏轼的话，怒气更盛，厉声说道：“尽废新法，皆如旧制，本相已决，不必再议！”说完即走出政事堂。

    苏轼也很生气，回家后直骂“司马牛！司马牛！”吃完午饭后，他捧着肚子，问左右的人：“你们可知此中装了何物？”一女仆答道：“都是文章。”苏轼摇头。又一女仆说：“满腹都是机关。”苏轼更摇头。唯有爱妾王朝云笑笑说：“学士老朝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听后，长叹一声说：“知我者，朝云也！”

    这样，苏轼又遭到了司马光旧党的排斥，同时尚在朝中的新党也极力排挤他，另外，还有持有不同学术观点的程颐、程颢的洛党的攻击，苏轼处境很艰难，他曾叹息说：“如随众人，内愧本心，上负明主；不改其操，知无不言，则仇怨交攻，不死即废。”他接连上书，要求外任，高太后体谅他的心情，便让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知杭州。

    在苏轼出知杭州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曾两次被召还朝，又两次改换任所，实在是疲于奔命。后来，苏轼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侍读，又改任礼部尚书，兼端明殿学士，其弟苏辙也被任命为宰相。

    自哲宗十岁起，苏轼就是他的老师。哲宗此人刚愎自用，好大喜功，不喜忠诚老练之人，在一些政敌的攻击之下，哲宗逐渐疏远了苏轼。哲宗亲政以后，就尽废高太后在元祐年间所做的事，任命章惇为宰相，吕惠卿等奸佞之徒也陆续引进。这样，苏轼的厄运到来了。

    章惇等一批新党全部还朝，他们对元祐年间的执政大臣采取了杀戮、鞭尸、惩罚、流放的“报复”措施，苏轼当然在劫难逃。苏轼被以“讥斥先朝”的老罪名剥夺了职务，贬广东荧州，在途中又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年近六旬的苏轼带着全家，颠沛于暑热坎坷之中，在同年的春天到达了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