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道理，像曹髦这样的皇帝，本属一介标准的傀儡，他所能做的，只能是老老实实按照牵线人的意思，摆摆样子，最后等时机成熟了，识趣地把皇冠交出来。碰上牵线人兴致好，也许后半生可以落个富家儿的生活，在这方面，前朝的汉献帝已经做出了样子，作为后来者，依样画葫芦便是。可是，曹髦不肯，他愤愤了，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能坐以待废，于是挺剑而起，率领百十个仆从搞自杀性袭击。结果还没有见到司马昭的影子，就被司马家养的——什么呢？只能算家丁吧，当街一枪穿了个透心凉（“刃出于背”）。

    说起来，悲剧的发生，儒学多少也有点责任。虽然没有留下著述，但曹髦的确是个对儒学有造诣的人，史书上说他“少好学，夙成”，其言不虚。做了皇帝后，曹髦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跟臣子们论经说道，周易说罢讲尚书，尚书讲毕论礼记。入太学，每事问，经常把那些博士们问得一愣一愣的，嘴巴张开了合不上。乃祖曹操，是个不论忠孝的实用主义者，挥金如土，杀人如麻，到了重孙子辈却变成了寻章摘句咬文嚼字的儒生。当儒生也就罢了，君子动口不动手，坐而论道就是，偏是有皇帝身份的人，是做不成儒生的，君臣大义之类的说教听多了，无论如何都是个刺激。现实的卑微，与道理上的尊贵，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对于一个年纪不到20岁的年轻人来说，能刺激出什么冲动来，真是不好说。况且，曹髦对自己的挺剑而起，还是有点自信的，以为真到了真刀真枪冲突的当口，司马昭会碍于道义，未必敢杀他。所以他说，“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邪！”

    显然，血气方刚的曹髦已经忘了（至少在冲动的时候忘了），其实不仅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马昭之势也路人皆知。经过父子两代人的经营，曹家的天下，早就姓了司马。人们本是由于屈从司马家的势，才故意装作看不见司马家的狼子野心，因为这种屈从，小可以换来合家平安，大可以换来富贵尊荣。那些不屈从的，则一个又一个地丢了性命，从举兵造反的诸葛诞，到放浪形骸只会弹广陵散的嵇康。儒家的君臣大义，在政治领域，本来就是胜利者秩序稳固时的精致讲究，一旦时局转换，就当不得真。当曹髦准备跟司马家玩命，找来商议的近臣中，只有尚书王经劝了几句，其他的人一言不发，会一开完，就赶紧溜出去给司马昭报信，好让司马昭有足够的时间，找来一个肯当街“弑君”的傻子，从根上了结此事。就是这个王经，虽然并没有跟着曹髦去搞自杀性袭击，只因为没有首告，居然被夷了三族，以曹家太后名义出的诏令，给的罪名是“凶逆无状”。

    自然，那个结果了曹髦性命的家丁成济，也得被牺牲掉。因为不管怎么说，儒学的面子还是要给点的，表面文章必须做，因为以后司马家坐了天下，总不能让人说曾经公然容忍当街弑君者。虽然成济得到的命令明确来自于“司马公”，但最后结账的时候，一切都算在了这个可怜的家丁头上。这个头脑不清的武夫在被抓捕时非常愤怒，公然拒捕不说，还跳到房上，大肆散布政治谣言，进行反革命宣传，以至于不得不将之乱箭射死。

    可惜的是，曹髦的自杀性袭击事件，尤其是收尾善后工作的过于粗糙，还是给司马家后来的统治带来了一些麻烦，整个事件成了晋朝的一个疮疤，提都提不得。两汉除了西汉前期之外，基本上是经学的天下，在那个经学氛围极浓的情况下，士大夫为了表现自己的孝义忠节，可以无所不用其极。那个时代，当然也有弑君的事情，但都是密室里偷偷干的。魏晋时期虽然经学已经式微，但在公开场合，大家依然在装忠臣孝子，所以，在大街上把个皇帝公开杀掉，无论如何都是件非常尴尬的事情。晋室南渡之后，王导给东晋的司马睿讲起这段往事，居然令这个偏安的小皇帝掩面而泣，进而怀疑起自己王朝的前途来。

    看来，作为皇帝，即使是傀儡皇帝，如果非要不守本分玩命的话，麻烦也是相当大的。作为一贯的统治意识形态的儒家伦理，在曹髦被穿了个透明窟窿的同时，也出现了窟窿，而且继位者又没有及时修补，大家都装作没事似的。晋朝政治，过于迷信物质收买，迷信自家宗亲血缘关系，开历史倒车地把宗室分封为有实权的藩王，跟意识形态的这个窟窿不无关系。自秦汉以来，只有作为社会普遍道德的儒家伦理岌岌可危的时刻，人们才会特别迷恋于血亲，把自己龟缩在自己血亲关系的小圈子里，信不着亲人之外的任何人。显然，对于一个官僚帝国来说，这种龟缩无疑等于自杀。西晋王朝其兴也勃，声势浩大，然而却二世而亡，个中道理，也许就在这里。